2009-05-02 15: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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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一条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拟录取只有高中学历的蔡伟为博士研究生的的新闻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程序的合法性，更多的人则认为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是“草根的胜利”，是中国教育、科学的“里程碑”。
蔡伟和范进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但他们身上反映出的却是同一特征。历史上的“举人”和今天的“博士生”差不多，二者的经历和“出头”后个人、社会的表现也相似。“范进中举”给我们留下的是笑料、批判，“蔡伟中博”又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很显然，媒体对“三轮车夫变博士生”的关注在于两点，一是“车夫”和“博士”间的巨大反差，二是宣传“自主招生”的需要。
蔡伟是典型的偏科生，如果他当年参加高考，也肯定考不上。如果站在理性、科学的角度，其高中毕业时肯定是不合格的，现在是不是人才还说不清。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士生”，完全在于他的“偏”和“怪”。如果不是无人问津、少人知晓的古文字，他就是再蹬100年三轮车，也蹬不成复旦大学的博士生。
我并不认为裘锡圭教授推举蔡伟有什么错，相反，我认为裘老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使用蔡伟，而在于该不该将其录取为“博士生”。
是不是非得具备“博士研究生”身份或“博士学位”才算人才，才进得了复旦大学呢？
据我所知，不用说普通自然科学界和社会学界，就是我们这一学历要求最高的临床医学，不具备博士学位的专家至少在80%以上，而具有博士学位者中，70%以上也不是什么专家或“人才”（中国“博士”中，还有近一半是近十年才“补”上去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博士并不一定是人才，人才并不一定需要博士学位。
不过，这只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裘老所处的环境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如果基层优秀医生想进一流医学院、医院、研究所，没有博士学位中不中呢？标准答案是“不中”。小医生要进大学、大医院只有一条路可走：找名师、读博、拿博士学位。
复旦大学是中国著名高校之一，它之所以著名，一是因为历史，二是因为比较，这个历史和比较必然会产生门槛。复旦大学并不需要“拉三轮车”，研究所也不会跑到遥远的辽宁去招保洁工或门卫，它招的只能是两种人：一是成名的专家教授，一是博士研究生。否则，蔡伟过不了人事这关，即使过了，在研究所也呆不住。在中国，身份比能力更重要。
博士是最高学位，博士研究生是最高学历。这个学历和学位所对应的是一个人具备了适应学科或专业通用科学基础、独立科研、工作、创新的能力。古文字虽然生僻，但它同样需要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甚至艺术、地质、考古专业知识，还需要相当的外语水平。蔡老弟的古文字能力不是我担心的内容，但以39岁的“高龄”，基础科学从零开始，这个博士该如何读呢？
据介绍，蔡伟与我是同一代人。我高中毕业时的文化成绩应该远在他之上，以我现有的通用科学、文化、外语基础和智力，要去攻读一个非医学的博士学位，不可能考上，考上了也读不下来。我自己以“尖子生”的身份，从本科到博士花了整整12年时间（全脱产，也很努力），蔡伟要想正规地考上、读完博士学位，可能是天方夜谭。
裘老和复旦大学有否替他计算过，什么时候才能博士毕业，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如果目的就是再创造一个新纪录，或者也象今天一样到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去争取“特事特办”，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印两张纸非常容易。但这一艰难、曲折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过程与“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什么关系呢？
从人才的角度，“三轮车夫”与专家教授PK的是能力，是某一特定领域特定范围的实力。而选择“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入手，则将面临自己和“学生”几乎都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今天的“轰动”完全可能变成明日的“笑料”：范进虽然老得可以，终究还是“中”了“举”，但疯疯癫癫的结果却没几人看出他是人才。
吴敬梓让范进“中举”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儒林外史》，复旦让蔡伟“读博”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还不得而知。
假如裘老和复旦大学特聘一名“三轮车夫”为“所长助理”，即使“研究员”或“相当于研究员”，虽然“轰动效应”仍不可避免，但只要证实蔡伟具有相应能力，则是典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也不可能有文中的争议和社会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裘老和复旦挑战传统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其脑子里固有的思维传统未必不应该被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