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台灣電影。有人說，在《海角七號》之前，台灣電影是一個快要消失了的詞語。採訪侯孝賢的時候，我們的記者問他為什麼台灣電影會從80年代的每年兩百多部，跌至後來的23部。侯孝賢感慨地說，23部都算多了，最慘一年連10部都沒有。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台灣電影經歷了破舊立新、揚名海外、觀眾流失、影院倒閉浪潮。就在導演們說“台灣電影死了”的時候，《海角七號》來了。很多香港和內地的觀眾看過《海角七號》都有一個感覺：是一部還不錯的電影，但也不至於那么轟動吧。我也是這種感覺。直到這次我們做“我的導演自白”，採訪了侯孝賢、朱延平、魏德聖，以及台灣影壇的祖師爺李行，把台灣電影過去三十年的事情梳理出個大概，才明白《海角七號》對於台灣電影的意義，才明白轟動的緣由。

上回書說到，“爛片王”王晶曾投拍文藝片《天水圍的日與夜》，“文藝王”王家衛曾投拍惡搞鬧劇《東成西就》。這種既定角色的錯位，其實是因為世上本無商業片與藝術片之分。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是一家人。對於電影而言，商業、藝術缺一不可。世界需要五顏六色，電影需要百花齊放。

“百花齊放”是朱延平導演這次給我們節目的題詞。他說，台灣電影死，就死在沒有百花齊放。當觀眾對於一種類型的電影厭倦了後，沒有其它可供選擇。只要一種電影失了寵，整個電影業就完了蛋。很長一段時間，提到台灣電影，我們就會想到侯孝賢、楊德昌、陳坤厚、蔡明亮，外加一個李安。除了李安因為常年混跡好萊塢，商業氣息不可避免，其餘幾位都容易讓人聯想到藝術電影這個詞兒：侯孝賢1989年憑《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金獅獎； 楊德昌2000年憑《一一》拿下戛納最佳導演；比他們年輕十歲的蔡明亮，更是拿下過1994年的威尼斯金獅獎，1997年和2004年的柏林銀熊獎；其它二級國際獎項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上那是相當地出名。

但是，台灣人真的愛看這些電影嗎？2004年，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上映十天突破一千萬台幣（兩百來萬人民幣吧），就被稱作是創下台灣電影最佳賣座紀錄。而蔡明亮本人都說，這個票房是因為媒體之前大炒其中的性愛話題的結果；1996年一到十月間，全台灣只公映了11部本土電影，而楊德昌的《麻將》只有四家影院在放，且放了幾天就下了畫；再往前數，1987年1月，媒體上曾刊出過53位台灣電影人——應該說文化人更準確些——聯合簽署的電影宣言，從中也可看出台灣的藝術電影承受了很大輿論壓力：

......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持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房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 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我在這裏只斷章取義一下，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全文。http://baike.baidu.com/view/785706.html這份宣言的53位簽署者幾乎囊括了台灣文化圈的活躍份子，包括有侯孝賢、楊德昌、賴聲川、林懷民、焦雄屏、杜可風，還有蔡琴，也就楊德昌當時的妻子。後來香港電影雙周刊轉載時，香港影壇的文雋、徐克施南生夫婦、進面二十四面體、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也紛紛簽名以表支持，呼號可以給非商業電影以發展空間。

有意思的是，宣言一般會是某種行動的開端，但“台灣電影宣言”卻被看作台灣電影走向沒落的標誌。就是在這一年，台灣本土電影的產量從前一年120部驟減到85部。媒體和影評人把責任歸咎於藝術電影人。而當年宣言簽署者們對藝術的執著，在後來也變成了迂腐的笑柄
其實，問題不在任何一個人，或一群人，問題是在整個的大環境。

電影宣言的簽署者，是以當年新電影運動成員為核心。他們的出現，其實也是順應台灣社會的變遷。當時台灣電影在三大公營製片廠的把持下——相當於我們的北京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等等——主要是宮廷片、政宣片還有三廳電影院（即歌廳、舞廳、餐廳）的愛情片，以及從香港渡海而來的武俠功夫片。總體來說，電影裏的事兒和台灣普通百姓的生活沒什麼關係。其中又以政宣片最為耗費財力，到八十年代初三大製片廠都因政宣電影存在著巨大的財務虧空。這一點，內地觀眾肯定都覺得很熟悉。當年拍大決戰時，不是也說八一廠拿了幾億投資，這還不算從中央到地方的無形支援。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1982年中影公司（台灣的）啟用四名年輕導演拍攝了四段式電影（就像當年《愛情麻辣燙》）《光陰的故事》。四名導演就是楊德昌、張毅、柯一正和陶德辰。他們都取材於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小人物的故事帶出台灣社會的變遷。這在之前的台灣電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電影清新、貼近社會的氣息受大受輿論讚揚，票房也不錯，電影的製作更是前所未有的小成本。中影公司嘗到甜頭，繼續力推年輕導演的寫實作品，比如1984年侯孝賢的《小畢的故事》，直至後來慢慢發展成新電影運動。隨後幾年的台灣金馬獎、香港金像獎幾乎年年都有重要獎項給新電影。1989年侯孝賢稱雄威尼斯時，雖然新電影已經結束，但其影響還在延續。

這段寫得有點像論文。。。。多說一句，其實台灣新電影運動，是台灣社會要求改寫台灣歷史的一種需要。當時還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話語權被執政當局掌控，新電影以成長故事帶出小人物背後的大歷史，所以觀眾覺得親切，學界覺得難能可貴。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用一個家庭在過去幾十年的變化，甚至觸及了國民黨最敏感的二二八問題。

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一時間大家一哄而上。所有的新進導演，都以侯孝賢、楊德昌為榜樣。一時間台灣電影裏全是長鏡頭、自然光、娓娓道來的敍事方式。大家風格類似，但水平良莠不齊，直到最後整個新電影運動全盤沒落。後來侯孝賢都曾苦笑說：台灣電影就是被我和楊德昌害的。

台灣新電影現在只剩侯孝賢一個了還好在台灣還有個朱延平作伴

台灣還有沒有其它電影？有。但幾乎都只有一個人在拍，那就是朱延平。由於過去十來年台灣電影的缺席，你可能不知道朱延平這個名字，但你可能知道張雨生、王傑還有當年的東方快車、大陽星星月亮曾演過一部電影《七匹狼》；你有可能知道曾經有過一個武打小童星叫釋小龍；你大概一定知道去年年初周傑倫演過一部賀歲檔的《功夫灌籃》。這一切的幕後推手，就是朱延平。

說實話，我對《好小子》、《烏龍院》系列的電影沒什麼好感。又看到網上說朱延平被稱作“台灣的王晶”，以拍爛片起家。但正是他的故事讓我更進一步體會到，商業、藝術缺一不可的道理。只是作為導演，你想往哪條路上走，很多時候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
沒想到越寫越長，朱延平的故事就留待下回再說吧。朱延平是這次節目中採訪最精彩的一個，他如何入行，如何拍商業喜劇片，如何被侯孝賢他們刺激得也想要去拿獎，如何勸說劉德華拍他的《異域》，又如何被黑道大哥拿槍逼著拍片等等。希望我能堅持寫啊。

台灣導演三代同堂：朱延平 李行 魏德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