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的上午，我如约来到贾樟柯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办公室，顺便给他带来刚从印刷厂出来，尚未公开上市的《中国周刊》。这是我们的第一期，有他的专栏文章《舌根上的乡愁》。

我以前并不认识贾樟柯，也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这个如雷贯耳的大导演。来到《中国周刊》后，除了采编事务外，我还分管评论和专栏，这就少不了四处寻找牛人，以便让那些评论和专栏活跃起来。

评论是比较硬的内容，所谈的也都是国计民生问题，按照我的标准，自然不会给那些以卖稿为生的职业写手，而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出场，谁谈什么，怎么谈，每一个议题都是为他们量身订造好了。

至于专栏，也是不对普通作者开放的，有资格成为《中国周刊》的专栏作者，一定是名家。而且专栏要求的是随笔，不是评论体，简而言之，就是写出来的东西既有内涵，又要好看，赏心而且悦目。

不是我们傲慢，但《中国周刊》确实不欢迎来稿。

贾樟柯是我们圈定的最理想的专栏人选之一。但是，这样大名鼎鼎的导演，怎么能够约到他呢？我也没有做娱记的经验，更不熟悉这个圈子，无法找到其他人帮忙。同事从他原来的单位打听到贾樟柯的电话，但我一直没有跟他联系。在此之前，我找过好几个牛人，包括刘震云之流，多半是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一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向来不喜欢求人，过去跟法学界打交道，大家都买我的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法律报道领域厮混的时间长，多少还懂一点法律理论，跟他们能说上话；另一方面，是我当年所在的《南方周末》当年的名气，学者们大都很看重那个阵地。

贾樟柯会怎么样呢？我不愿意自取其辱，再去碰一个软钉子。可是专栏急需找人做庄，名人本来就很稀缺，再加上摆谱的甚多，所以，想立即找到理想的专栏人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天，同事突然问我，有没有给贾樟柯打电话，我说没有，他八成也是不理睬。同事说，试一试嘛。于是，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向他介绍《中国周刊》的基本情况，我要让他明白，这不是低三下四的媒体，而是主流新闻周刊，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在这里开专栏。短信很快回来了，他说过两天从上海回来，到时候再约好吗？

我喜欢这样爽快的人。过了两天，我跟一个同事按约定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才见到眼前的大导演，个子不高，一身的休闲装，就像个大男孩一样，偶尔抽一支雪茄，大家仿佛老朋友似的，一见如故，谈电影，谈媒体的事情。我很惊讶，当年以现已沦为阶下囚的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华元为首的一群打手，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锋大打出手，这些事情他竟然也都知道得很详细。

过了几天，贾樟柯给我发来了专栏文章《舌根上的乡愁》。我刚看了一半，便忍不住给他发短信：我正在看你最新拍摄的电影，你的文章是典型的电影手法。他回信说谢谢。这篇短文写的是他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思，他想象出来的那些场景，就是电影的镜头——

在南京买了火车票，随着人流上车，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静地停着白色的动车“和谐”号，雨中，人从四面八方来，进入车厢，车厢里声音不算太大，有人看电脑，有人翻晚报，晚报上照例会有凶杀偷情，股票指数以及长久不衰的男科医院的广告。因为不算是远行，很多人更是办完事当日便回，于是站台上缺了分手离别的戏码，没有人泪眼琏琏送别爱人远行，似乎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离。就连北方车站常备的乐曲《地久天长》都欠奉，动车静悄悄地起动，告别城市，驶向田野。

但这条铁路线上，何止生离，又有多少死别。每次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在车上看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诸君，看他们江浙人的脸，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顶礼帽，或许眼前就是1937年的列车了。

从南京、从苏州、从上海周边的城市向上海进发。这条路让我浮想联翩，这些行走在宁沪杭的人与那些民国年间奔走在这条线上的人，他们所见的可是同一个山河大地？或许，胡兰成在南京开完会，会穿一袭长袍，在这沪宁路上计算着接近张爱玲的距离；或许，戴笠穿了便衣，手里紧握着他的皮包，在列车的晃动中，盘算着如何向杜先生开口。民国，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时此刻，“和谐”号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意？怎样的隐衷？怎样的抱负？

阅读这样的文字，就像看他的电影，真是妙极了！

今天再去他那儿，由于放假，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很安静。他照例抽着雪茄，翻了一遍《中国周刊》，然后我们聊天。话题从《南京！南京！》开始，我们讨论陆川的创作思路，他对历史的认识和态度，他到底想通过《南京！南京！》传递什么呢？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对历史的反思检讨？是对被战争放大的人性恶的谴责？陆川拍这部片子，到底是站在日本还是中国的立场上反思？看起来，陆川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其实，陆川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反，他花了很多的笔墨，渲染女人被辱的情景、裸露的女人尸体、性。难道陆川要把这个民族外表已经愈合、而心灵却始终没有康复的伤口重新撕开？

陆川说，他要把日本人拍成人，才能与世界交流。这么说，陆川是要解决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宿仇？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二战时期，希特勒纳粹政权在欧洲的暴行，比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及东南亚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战后的德国与过去的敌人实现了和解，使得欧洲重新融为一体。众所周知，和解的前提是德国对历史上的恶痛彻心扉的忏悔，从而获得了宽恕。

但是，相比德国而言，日本并没有对历史彻底反思，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民族拒绝从骨子里臣服，甚至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日本战败是因为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就被他看不起的中国——至少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至今的110多年来，日本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身边这个疆土辽阔、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东方大国。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向中国低头就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即使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血腥，乃至整个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恶，当今世界可谓尽人皆知；发生于同一个时期的南京大屠杀，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属惨绝人寰，但西方人却对此记忆寥寥，即便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一些残缺不全的零星记忆。这个问题首先要归结于西方的强势，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弱势者受害的历史很容易被忽略，这使得中国虽然付出了3000万人死亡和天文数字经济损失的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同情；没有对受害者充分的同情，对施暴者的谴责也就不可能深刻。所以，日本在西方人的眼中美丽富足，乐善好施，日本人温文尔雅，个个都像绅士淑女，而全然不记得60多年前那个比野兽更加残忍的日本人！

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人对二战的历史评价是不公平的，是自私的，但我们自己呢？从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共上台执政至今，60年过去了，我们从来不曾统计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共内战以及战后东西方和两岸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我们对那段历史做了“选择性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很不真实，甚至黑白颠倒。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下，陆川试图通过一个日本兵的所谓“精神挣扎”，来象征施暴者的忏悔，以此获得心灵的救赎，进而求得受害者的宽恕，让两个民族最终达成和解，不过是陆川不切合实际的一厢情愿。

《南京！南京！》是一个信号，更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一直以来急于与日本人无条件达成和解的心态。和解是必要的，我们断不可能怀着有朝一日灭掉日本，以报前朝之仇的狭隘心理；但我们必须强调，解决两个民族之间仇恨的唯一和必要的方式，是施暴者向受害者做出完全彻底的忏悔，甚至“勃兰特式的下跪”也是必要的。它需要日本人放弃鄙视中国的心理，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再次出现在它的身边，与中国为善、与邻为善，是日本民族和平生存的前提。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电影导演去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我们也不能同意一个电影导演将血淋淋的历史当成稀泥巴——毕竟，这段历史不是和稀泥能够解决的！

……

两个人谈得投机，不知不觉到了12点，我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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