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秀才真的遇见兵

周英杰

此文删减版已刊发于《杂文月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谚。然而，翻阅一部煌煌中国历史，赫然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这就是：自古以来对待知识分子最坏的其实并非那些被视为不读书、没文化的“大老粗”——军阀土匪。恰恰相反，在这些兵荒马乱的特殊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反倒有可能更自由和顺利一些。

《后汉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多少能够说明些问题。

这个记载说的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旷世大儒郑玄在从徐州返回山东老家高密的途中，巧遇了当时正在山东肆虐的黄巾乱军。得益于几十年来对于农民起义的过于正面的宣传，在我们的视野里留下的尽是关于农民起义的正面形象。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农民起义绝非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那样“田园牧歌”。完全可以说，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无不是一场大浩劫、大动乱和大灾难。就像曹操在《蒿里行》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这种判断下，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的是，由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黄巾暴乱队伍在其所经过的地区的所作所为。但是，当这样一些杀伐成性的群氓们，在路遇到郑玄后却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郑玄并没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反而受到了黄巾部队的莫大礼遇。《后汉书》上记载说：黄巾的士兵“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随后的事实证明，黄巾部队的承诺并非一直空言。根据《后汉纪·献纪》的记载，高密一县，的确未受黄巾抄掠。郑玄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然靠自己的声名保全了整个乡梓，这的确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蛮有标杆价值的佳话。

（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山东高密人郑玄。很羡慕那个时代，做学问不必像今天这样必须居住在北京才行，偏居在山东高密也可以成为连反贼也敬畏的大学问家。）

其实，中国历史上固然也不乏像变态的张献忠一样的残暴杀害知识分子的军阀土匪。但是，相对说来，军阀土匪们对于知识分子优渥礼敬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和郑玄几乎是同一个时期，还有董卓礼待蔡邕的故事。以至于在董卓被王允杀死，而国人皆曰“杀得好”的情况下，蔡邕还感念董卓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亲自跑到刑场上做了一回“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语），终于因之而丢了性命。

（张作霖起身于绿林大学，但是心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敬畏。他的发迹源于我的莱州乡贤、进士出身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类似于黄巾乱军和董卓这样礼遇知识分子的军阀土匪，即使在近代也并不鲜见。民国年间，土匪出身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有名言：“人不怕没文化，就怕不重视文化；人不怕没知识，就怕不尊重知识；人不怕不聪明，就怕不会运用别人的聪明。”在他主政期间，创建了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全国的一流教授到东北来任教。据说，当时东大教授的薪水在360到800元大洋之间。而同一个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的薪水则是300元。台湾思想家李敖也曾经撰文说，每年的重大节日期间，张作霖都会穿上马褂，跑到学校给老师作揖说：“我们这帮人都是土包子，后代的事情可就要拜托各位先生了。”

即使是那个被大家视为“十恶不赦”的军阀张宗昌，其实也是一个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曾经在家乡莱州创办了“昌武小学”，在省会济南恢复创办了山东大学，并礼聘前清状元潍县人王寿彭做校长。还一度在王死后，力请辜鸿铭来鲁担纲山大校长。倘不是辜鸿铭病重去世，又会留下杏坛的一段佳话。

（被世人描画成“魔鬼”的张宗昌。他在任山东督军之后，出资在莱州城修路，在家乡建小学、挖井，并给了一大批莱州人走出小城到外面发展的机会。拂去了岁月的浮尘，张宗昌正在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在，莱州市路旺镇祝家村的张氏旧址已在莱州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对外开放，名曰“张宗昌旧居展览馆”。吾去岁回家乡为《莱州文化丛书》撰稿，曾对莱州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说：宣扬家乡先贤，此功德无量之举也。）

与上述这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兵痞军阀土匪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天敌”，恰恰是那些自诩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且坐了天下的“同类”们。只有在这些人统治的时期，才是知识分子大面积遭难的最艰难岁月。

如前所述，军阀土匪们纵然是收拾知识分子，往往针对的也是个别人。像张宗昌的杀害林白水，张作霖的杀害李大钊，等等，是“对人不对整个阶层”。而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风雅的统治者则完全不然。他们动辄发起的是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清算和迫害运动，其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发动深文周纳的“文字狱”。

清朝的乾隆皇帝就是明证。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的皇帝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了。据说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歌，几乎等于是《全唐诗》的总和。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风雅得可以的君主，在当政期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大型“文字狱”，130余件大小案件办下来，其受到牵连的读书人何止千百人？即使对于已经完全被彻底驯服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他也不忘当面羞辱说：“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

当然，乾隆皇帝大范围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绝非空前，亦非绝后。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也有全国揪出55万名“右派”知识分子的“壮举”吗？与这场运动相比，乾隆皇帝恐怕也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吧？难怪伟大领袖要劝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了。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500年后自有公论!）

而且，军阀土匪们即使是要对个别触怒了自己的读书人动手，也绝不拖泥带水，往往就是痛快地从生理上一杀了之，即使是张献忠之流，也绝不试图从精神上迫害和阉割知识分子，因此还算得上是“厚道”。与之相较，那些风雅的统治者们一旦当道，可就绝对没有那样客气了。他们要的是知识分子从身体到精神上的绝对臣服。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敢于质疑自己的知识分子，更要从精神上对于知识分子进行“阉割”和“谋杀”。在精心设计的大面积的“思想洗澡”（杨绛语）之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惊弓之鸟，逐渐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只能像清朝的纪晓岚和当代的郭沫若一样踏踏实实地做“高级奴才”，已经不能称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

倘如上观之，则实在不能不说军阀土匪兵痞也有其可爱的一面。至少从知识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