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五四”九十周年纪念日，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加以纪念。但对于“五四”真的是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吗？真的是中国以前未曾有过的伟大运动（恽代英）吗？那么我们为何只字不提运动的组织者：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等人？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让我们通过当事人所作所想来看看九十年前的那个叫作“五四”的小姑娘究竟是何芳容吧！

陈独秀：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

陈独秀当时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是最同情学生运动的教授之一，也是最早告诫学生的人。当时年届四十的他，不顾他人的嘲笑，亲自站在大街上散发爱国小册子。就是这样一位热心参与的“大青年”却在6月8日，也就是他因为参加运动被捕的前三天，写下了《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重申了他及老师们的观点：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他不相信爱国主义能改变中国，他在文章中这样说：“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声浪更是徒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蔡元培：吾倦矣！

我们所看到的大部份正统书里都说，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鼓励支持学生，为营救被捕的学生四方奔走。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说：“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五四爆发以后，蔡先生确实为救学生而奔走，但当五月八日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先生却在第二天向当局请辞，次日悄然离京，在留给学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的意思是，路边的小儿说马跑得快，骑马的人很高兴，更加拚命的驱马，直到把马累死，这里的“道旁儿”可能就是指学生。

“读书不忘救国”是蔡先生的名言，但先生后面还有“救国不忘读书”这样的话，运动的发展超乎了先生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明显不合他的教育原则。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学生集会，一面允诺全力营救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

后来在杭州，蔡先生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同时也说到“至于北京大学，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回到北大对学生说“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蔡先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3年后部份学生因要取消讲义费而不得不再辞职，言中了北大的纪律“今后将不易维持”。

“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是他一生的期望。

胡适：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1919年4月底胡适在上海接待美国的杜威老师，5月6日才从上海的报纸上知道北京的事，7日收到陈独秀报告事情经过的来信，29日回到北京，他一方面表现了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对运动方式的拒拆。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他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干预政治运动的，一定是从青年学生界发生，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党结社，公车上书等等，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一年后的五月四日他发文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的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罗家伦认为五四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请愿、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适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

胡适多年后对五四的评价：“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说到“五四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