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應台灣《天下雜誌》之邀，於四月27日至30日至台灣參訪，並規劃於台北、台中與台南等三個城市與當地學者進行座談。

並就金融危機之下，兩岸經濟整合的前景與挑戰、大陸政經實力的崛起和自我管理、台灣在此浪潮下如何應對，以及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趨勢等課題，進行三場題為《後資本主義的新世界--全球成長新動能》的論壇講座。

原本這趟行程，我只負責台北兩場活動的報導；但北京編輯部臨時指示我，作全程的跟採報導。於是，我就隨著沈老師展開了我的第一次出差。

和沈老師一樣，我也是第一次搭上了台灣的高鐵；當從台南回到台北只要80多分鐘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理解標語上寫的「打造臺灣一日生活圈」是什麼意思。不過，在大多數時候高鐵上的旅客還是以商務活動的旅客為主，且搭乘乘客年齡很少低於三十歲呢~

在台北的第一場論壇後，《天下》的發行人殷允芃女士親自來會，還和賀副總編一道請沈老師和我吃飯、並赴天下編輯部參觀。看著厚厚一大片天下28年來的封面牆，除了看到那期經典的趙耀東vs.傅力曼關於政府要不要建大鋼廠和大汽車廠的辯論。也看到2005年那時，影響我們班頗為深刻的“高教悲歌”專題。

作為一個媒體戰線上的後生晚輩，我饒富興趣地問殷女士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中，作為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在台記者，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他只是含蓄地說“只扮演了一點作用”。我再問，美麗島事件對您決心自己創辦《天下》有影響嗎？他說是有一些衝擊，因為當時作為外國媒體的記者，和當時台灣的反對派人物頗為熟識、同國民黨當局的政客也有交往。但實際上，他發現政客講話都不能盡信，不管在朝在野，都會放出一些空話假話來誤導對方和群眾。他就想，那為什麼我還要浪費自己的生命，在這些虛無飄渺的政治語言之上呢？於是乎，他選擇了經濟議題作為下一階段生命的重心，並決心在台灣辦出《天下》這麼一本以“有人文關懷的政經新聞”為主軸的雙週刊。

在台南的那早，沈老師終於有機會在高鐵站和會議場合之外，到真正的庶民市街上走一走。
就一個早上，我們參觀了安平古堡遺址、看了那裡規劃得挺好的展現荷蘭殖民時期的博物館；之後，遂轉去孔廟和延平郡王祠參訪。

台南是台灣的第一個城市，也是當年福建省台灣府的所在地。故稱作「府城」
我ㄧ直認為，台南是台灣蘊含了最多中華傳統文化精隨的地方，不論是明清以來的古蹟、古禮，傳統台菜料理，以及人和人之間那種含蓄、細膩而好禮的交往模式，是跟別的地方頗為不同的。生活步調，也比台北雍容、舒緩的多。

台南的孔廟我還是第一次去，據說當時籌建此廟的明鄭朝廷宰相陳永華，即是天地會的總舵主陳近南，並化整為零地將天地會化為小刀會、三點會、洪門等組織，打進大陸華東華南沿海城市，致力於反清復明的反攻與顛覆大業。

歷史總是充滿了偶然的相似。

台南孔廟前，全台首學的匾額高懸其上，到了明倫堂之中，則從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乃至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與馬英九等歷屆領導人所頒的匾額羅列其上，宛如一個領導人手書大展！不過老李和阿扁的則沒有見到，想來孔廟對於政治風向也是比較敏感的。

在孔廟負責剪修枝葉的阿姨，看到我們就談起去年曲阜孔廟還派人來台灣，考察祭孔傳統儀節的事情，說是經歷文革後，都不清楚哪些祭孔的器具、儀舞和用品完不完整了。
她還替我們指出了張銘清同志去年台南摔倒的事故地。

這次沈老師來台灣，可就一共去了台南孔廟和晶華酒店(陳雲林同志赴宴被圍之處)這兩個台灣最新科的歷史現場啊。

孔廟出來之後，我們又頂著南部的驕陽信步走到隔街的延平郡王祠。
延平郡王，就是鄭成功。話說這個角色挺有意思，原本從中國最大海盜集團的小開，卻因為父親被清廷扣押、投筆從戎的一次漂亮轉身，而成了民族英雄。

為什麼叫做民族英雄呢？按照國民黨傳統教科書的說法，是因為他幫中國驅逐了荷蘭殖民者、收回了台灣！不過早些年，荷蘭人會取台灣，還要上溯到明朝官員不願荷人割據澎湖(從宋元以來即時中國領土)，遂指點他們往東邊去的故事哩。

有趣的是，當清朝降將施琅，率領著他老兄幫大清訓練的水師攻澎湖、勸降台灣之後，來到台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鄭成功(此前都叫朱成功，因為南明皇帝曾賜姓與他，故鄭成功又被百姓換作國姓爺，在外國檔案裡稱作koxinga，國姓爺的閩語發音)的墓前大哭一陣，並喊出了鄭成功的稱法。故自此之後，台灣人民都改喚成朱成功為鄭成功了嘛。

到1874年，沈葆楨同志因日軍侵略屏東牡丹社，而奉派來台緊急籌辦防務之後，結束了清朝此前百來年的消極治台，轉而開始積極建設。此時，離甲午戰後割台還有二十年。

沈葆禎的素養還是挺高的，他來的頭幾件事情
之中，就包括奏請朝廷將原本百姓私奉的「開山王廟」，正式改為官奉的「延平郡王祠」，並在堂前留下那幅名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辯證地調解了台民對於鄭成功開台業績的懷念，以及教諭人民對清廷皇權效忠的思想。

甲午割台後，日本人對鄭成功也非常友善--因為他媽媽正是日本婦女田川氏，鄭成功更是在日本九州出生後，長到七歲才被老爸鄭芝龍帶回中國，還有個日本乳名叫做田川福松呢。

因此，不難想像作為鄭芝龍之子--中國最大海盜集團CEO之後的鄭成功，從小是怎麼樣耳濡目染地看著老爸周旋在中國沿海、日本、南洋與西班牙人、荷蘭人等官商盜匪各色人等之間的。這對於鄭成功後來在台灣面對清朝海禁封鎖，竟然能夠化劣勢為優勢，利用走私船隊獨占中國大陸沿海與東亞各地間的轉口貿易事業有莫大幫助。這和冷戰年代，台灣趁著大陸向外國開放之前，藉用勞力優勢大賺出口加工財的故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日本人來之後，把遠本閩南建築的延平郡王祠外面，加上個日式鳥居、更名做「開山神社」，鄭成功就又變成日本和台灣之間，早有統治與親善連繫的符號。

二戰後，台灣光復。國民黨再把開山神社改回成延平郡王祠，且把原本閩南式的廟宇建築改為北方式的宮殿建築。
此外，除了把鄭成功視做收復台灣(其實更精確地說，是把中國的政治格局與人文傳統帶來台灣)當作民族盛事之外，也大肆宣揚他把台灣當作反清復明司令台的忠勇故事。(我小時候上學時，都不禁納悶，台灣政府這麼用力地宣傳這事兒，頗有效顰之意，可是一想到人家的結局...恩,,,不是很不吉利嘛？)

民進黨上台後，鄭成功依舊炙手可熱，但是聚焦的重點則「為中國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轉變為帶領人們從黃土大陸逃脫出來，到海藍色的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畢路襤褸以啟山林的「台灣精神」開創者。新版課本上，縮減了鄭成功和其子鄭經在大陸沿海進行反攻鬥爭、聯合三藩起事的篇幅；轉而著重在強調他們怎麼以一個「東寧王國」的獨立姿態，和列強在大海上做生意。

唉呀，總之鄭成功在台灣歷史論述中的形象就像一卷大畫，不管哪個勢力當權，都能將之生命中的某一段、或某一面給裁剪下來，貼在符合當時政治主旋律的大背景上。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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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隨行所做的報導。

 

28日上午，沈明高在台北晶華酒店出席論壇，除發表引言演說外、並與台灣智庫董事長、民進黨時期的“行政院經建會主委”陳博志進行對談。

沈明高在演講的開頭即提出，根據外國所進行的研究，中國大陸有可能在2030年成為世界總量最大的經濟體，並有望在最近兩年內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的經濟體。但中國大陸在歐美等先進地區的消費能力減退、消費習性也發生改變後，是否仍能維持現有的發展勢頭？沈明高認為，基於大陸勞動力優勢在相當期間內仍將保持、製造業的規模優勢和學習效應持續發揮、以及內需消費能力所能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等三項理由，仍可對此保持樂觀。

“去年大陸的人均GDP所得跨過了三千美元，達到3200元，我認為這是跨過了一個很重要的坎。這意味著，我們發展內需消費市場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並有可能在五年到十年內獨立地撐起經濟發展。”

沈明高不諱言，當前中國大陸的粗放型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仍相當仰賴歐美等先進地區市場的消費；且當前政府所出台的四萬億刺激景氣計畫，也只是在舊有的投資模式上持續加碼。

“那未來的方向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是開放服務業，包括金融、醫療、交通、電信等等，中國大陸現在服務業所佔經濟總量的比例只有40%，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沈明高也認為，如能將現行由政府壟斷的產業開放民間力量投入，則所能吸納的就業人數甚至能比製造業更多。同時，由於大陸勞動力的平均成本仍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五，相對於鄰近經濟體，如台灣的25%、或韓國的50%，優勢仍將持續。在印度製造業比例仍相對小，美國的中低階製造業都已外移的情況下，中國後續發展服務業與製造業“雙翼齊飛”的前景，仍能替未來二、三十年提供成長機會。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沈明高說“這不是明天就會發生的事。現階段的發展，仍將側重在人民幣的區域化。”

“一個貨幣要開展國際化的趨勢，取決於該經濟體的經濟規模與貿易總量。”
沈明高提出，在中國大陸目前對東南亞新興市場呈現逆差的情況下，有利於新興市場國家取得人民幣；且中國大陸對該地區採購的物件，多為初級產品和原材料為主，產品間的差異性較小、可取代性較強，故有利於進口方(大陸)推動以其貨幣進行定價。

“在大中華地區，包括台灣，以及東南亞地區逐漸出現以人民幣結算的可能性。”
他建議台灣，仍應持續推動與大陸的經濟整合。“不只是台灣，所有與大陸密切互動的經濟體都要適應大陸角色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台灣發展經驗早了大陸二、三十年，能為大陸帶來相當多的參考價值。台灣應該要掌握在大陸發展的先機，走得比其他人早一步、或者至少早半步。”

與沈明高對談的嘉賓，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則在發言中則回應稱，中國大陸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關乎自身與週邊國家的發展。陳博志說，“很多大陸的朋友，包括台灣的一部分人，都認為中國已經被列強欺負一百多年了，現在不僅要討回來、至少也要輪到我風光一下吧。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卻不符合中國和世界的長遠利益，也不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精神。”陳博志在談話中，引用孫中山的話指出，中國大陸應該要行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他並舉近日媒體所報導，五月間大陸政府將要求外商公布產品軟體設計的原始碼為例，認為大陸不應動輒以作為最大買家、或最大市場的獨占力量，提出不合國際'市場常規的要求。

“以孔子、孫中山的精神，推動世界大同，才符合中國人真正的精神。對此我有很大期待，但目前的表現還有相當的距離。”

此外，陳博志也認為，大陸和全世界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就在於自然資源，並呼籲大陸不要重蹈浪費資源、破壞自然的發展模式。

關於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前景，陳博志批評當前台灣的政府，對大陸過於一廂情願、且妄尊自大不切實際。“現在他們說，台灣要當中國的中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這種自大的話十幾年前就開始在講了。”
他認為，台灣過去規劃將高污染、高耗能的傳統產業移往大陸，自己只留下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想法，是“只想占人家的便宜，沒有把大陸人民當作自己的兄弟。”“我們要務實，不想說著別人都只能被你利用。”

他也認為，兩岸簽署ECFA之後，會使台灣經濟更近一步固鎖在大陸。他舉對大陸與香港的出口，已經佔台灣出口總額的40%；每年對大陸投資更高達GDP的2%，“台灣的眼睛裡，好像已經只剩下大陸了。全世界沒有像我們這樣，利用大陸市場到這種程度的”“我們經濟只有美國的三十分之一，但對中國大陸投資量比美國還大”。

此外，他也以學理上的要素均衡化理論，認為台灣除了與大陸發展經貿關係外，也應同時和美、日等先進經濟體加強聯繫，才能平衡要素價格分別向下墜落與向上拉抬的趨勢。

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陳博志表示，人民幣的重要性在短期內要超過歐元、乃至於日圓的可能性都不大。對從日本進口原料、在台灣與大陸加工，並將產品銷往美國的台灣而言，美元、歐元、日圓乃至於人民幣多種貨幣的浮動競爭，將會使小型經濟體和台灣廠商在夾縫中更感困繞。

沈明高在回應陳博志的發言中，也認同陳博志主張台灣應著力投入知識經濟、增強產品獨特性的看法。沈明高說，“如果你的產品獨特，你就有權利選擇用什麼貨幣來定價。”

在談級金融整合為台灣帶來的機會時，沈明高說台灣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理財產品服務均較大陸的銀行更為豐富，且協助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也正是大陸目前所欠缺的。至於大陸銀行入台是否會為當地銀行機構帶來威脅？沈明高說，“應該不會吧！大陸銀行目前的經驗還比較有限。像是美國的那些銀行，我們有錢買的起，但是就怕管理不瞭啊”

陳博志說，台灣應該儘力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和毛利率。
沈明高在展望人民幣區域化的前景路徑圖時認為，第一步是先求放寬和美元波動的幅度，以此漸漸與美元脫鉤。“緊釘著美元的貨幣，就沒有自己獨立國際化的價值了嘛”。其後則是推動與周邊國家進行貨幣互換，進而推動資本帳與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健全。
沈明高說，人民幣在區域內發展的優勢主要有兩個：
其ㄧ是兩萬億美元的儲備使匯率波動的風險較小，使外國選擇以人民幣做為一部份儲備貨幣的條件逐漸成熟。其二，則是在大中華經濟圈內，就包含了人民幣、港幣、新台幣和澳門幣等多種貨幣，各種貨幣間有著不同的操作經驗，這為圈內的整合提供了很獨特的條件。
沈明高判斷，在未來五至十年間，人民幣區域化的趨勢就能有較為清晰的判斷。
當被詢及金融危機漸漸平復後，人民幣是否又將重新面臨升值壓力的問題時，沈明高回應稱：人民幣升值的需求，和增長結構由出口導向轉為發展內需的調整有很大關係。“越倚賴出口，升值的壓力就越大；越倚賴內需市場，甚至當進口的增量超越出口增量時，升值的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了。”沈明高評估，人民幣在近期內不太會有像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的可能性，而會在稍微升值一些後維持相對穩定。

陳博志則回應說，即便大陸沒有在名目上使人民幣貶值，但已在過去半年內恢復許多當初降低的出口退稅，形成實質上補助出口廠商的效益。
他還建議，港幣應持續保持緊釘美元，以便承作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國際金融業務。否則，若港幣也漸漸改與人民幣掛鉤，香港金融市場的獨特性將會泯滅，最終地位則將輸給上海。

在論及中國大陸的宏觀經濟形勢是否能順利“保八”的問題時，
陳博志認為，經濟增速ㄧ旦下滑，有可能會因失業增加、人民對過往經濟榮景的過高期待幻滅、社會不公不義被揭發，而釀成社會衝突。他建議大陸當局，大陸的發展方向應由追求快速增長、轉而重視增長獲益的普遍性，使中國變成一個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下，又兼帶有社會主義、照顧弱勢精神的國家。
他以前年大陸推動勞動合同法為例，“很多台商在叫苦啊，但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這是應該要做的事。”

沈明高則強調，“危機不一定是件壞事，他能夠促使政府去做一些平常做不了、做不到的改革，例如減稅等刺激民間消費的政策思維。如果我們沒能利用此次機會，繼續用舊有的模式刺激，則一旦投資過張、產能過剩後，有可能會出現W型的衰退。

在論壇尾聲回應讀者的種種問題時，沈明高認為大陸的環境污染與民主水平，將會隨著經濟穩定發展而逐步提高。“如果說要以動亂的方式、摧毀財富的方式來得到民主，恐怕大多數人也不會贊同。”

陳博志則再度引用孫中山的理念回應說，“孫中山九十年前就知道中國還很貧窮、人民教育也很有限，那怎麼辦呢？只有逐步，從一個縣一個縣、到一個省一個省，漸進實行憲政。”他也說，雖然很多人覺得台灣太亂，但至少政府在幾十年前教育人民時，就已經承認民主是件好事。“台灣有這樣的教育過程，都還被嫌亂；那如果沒經過這樣的教育，那不是會更亂嗎？”
他說，在經濟發展起步的初期，由於發展路徑相對單純，決策者即便不夠民主，犯錯誤的可能性也不高；然而當經濟發展漸趨複雜，每項決策都涉及不同產業與人群的利益時，缺少了民主機制，犯錯的機會和成本就會來得更大。

“今天像上海這樣經濟高度發展的省市，已經完全有資格享有更多的民主。2010年的世博會，為什麼不讓一個民選的市長，來迎接全球的客人呢？”

 

 

4月28日下午，《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赴台湾金融产学界的重点研究机构--台湾金融研训院进行访问，参加该院所举办的“人民币国际化”研讨会。研讨会由台湾金融研训院董事长、原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原“财政部长”许嘉栋亲自主持，并邀集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林建甫、台湾大学财金系教授沈中华、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黄仁德、花旗银行台湾区首席经济学家郑贞茂、新华财经副总裁兼评级研究部门负责人陈松兴等人共同与会发表意见。

许嘉栋认为，大陆近来非常有心地在推动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不论就大陆的主观意愿而言，或是根据外界的观察和评价，人民币未来地位的变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且也和台湾息息相关。

在研讨会依始的引言报告中，沈明高就指出，一种国际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作为贸易支付手段、贸易与债务结算工具、及储备货币。依据国际经验显示：一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通常会自开放贸易与本币可兑换开始，历经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再到改革本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等不同阶段。
日本、韩国的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过程，大约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

“但有理由相信，中国大陆进行的脚步可以更快，因为大陆经济崛起的速度，比当年的日、韩更快。”

沈明高认为，一种国际货币要能作为结算工具，和该国的贸易总量息息相关；而要作为储备选项，则其经济规模的总量影响很大。

就作为储备选项而言，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并可能再两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一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就会上升0.9%至1.33%。

且大陆两万亿美元的大额外汇储备，也有助于保障币值的稳定性，并确保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尤其在东南亚新兴市场中，中国大陆所采购原料产品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较强，由进口方货币(人民币)定价的可能性就更大。

“然而，中国大陆的债券市场不发达，是我们的短板“，沈明高说，中国大陆的债券市场仍不发达；当具备了一个健全的债市，才能让外国投资者更易于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与固定收益。

就作为结算工具而论，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对新兴市场进口量的迅速增长，使新兴市场国家增加了持有人民币的机会，有助于使人民币作为地区货币和储备货币选项的条件渐趋成熟。但沈明高亦直陈，在人民币放弃和美元挂钩以前，不可能独立化，也打击了人民币的自主性与作为另一种储备货币选项的意义。

他预测，人民币如要进行改革，首先会先盯住一篮子货币，再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货币。“短期之内，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能够逐渐扩大他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

沈明高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超主权货币，所有的货币都是主权性的。
若采行像金本位般的商品计价，无法解决货币自身的问题；而SDR也无法彻底解决，至多达成一个货币种类多元化、以规避风险的目的。

沈明高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初步将侧重在区域化，且作为区域内结算和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逐渐上升。举凡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定、东盟与大陆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广州、深圳、东莞和珠海设立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皆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一大步。且大中华区之内，两岸四地拥有多种货币的不同经验，在彼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又有很强的联系，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整合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先把大中华区搞定，再往外扩张，那就是很特别的条件。不像别人，成或不成，就只有自己一家而已。”

此外，他也认为中国对外释出以人民币计价的援助或信用资金，将会对促成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作用。尤其中国大陆目前从先进地区获得巨额顺差，对新兴市场的进口增量又大于出口增量，这种差异化的区域贸易结构，对于人民币在新兴市场被接受作为储备货币可能性至关重要。

至于人民币区域化的不利条件，则属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仍被动地依赖美国的需求。“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有可能发展逆转，走到了尽头。”超过3200美元的人均GDP，则为发展内需的物质条件提供了基础。沈明高认为，从总量上而论，中国完全不需要依靠出口，就能保证自身比较稳定的快速发展。

“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挑战和机会。我们能不能够不再依靠出口，反过来刺激国内消费，让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主动地刺激外贸呢？”

沈明高总结指出，在外界对人民币走势没有一致看法、不会形成大规模投机的背景下，“这是汇率改革的好时机”。他建议大陆政府可以考虑增大外汇交易波幅，加快人民币市场化的步伐。而其他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还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外资到国内发行人民币债的限制、推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尽快实现、并提高央行政策的透明度。

“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会明天就实现”沈明高说，未来的五到十年，可判断出人民币是否能走向区域化的趋势。

台大财金系教授沈中华在回应沈明高的报告时指出，金融海啸后，世界各国着力强调的重点不同，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拥有大额外汇存底的国家，都被激发出保护其海外资产与财富的想法，对美元目前作为关键货币的独大
不满意。
沈中华认为，大陆的两难在于一方面希望藉由货币互换协议，使各国手上都持有一些人民币；然而各方果若都不愿持有美元了，造成美元贬值，中国大陆自己的财富也会受伤。

“可是他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并指大陆将开始思考，如何逐渐减少持有美元计价的财富。沈中华以英镑逐渐丧失货币霸主地位的漫长过程为例，指出即便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出口规模超越英国，早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发生。但直到1958年，仍有四成以上交易以英镑进行，1967年英镑大幅贬值后才真正开启美元独霸的时代。“现在美国正在走大英帝国的老路，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但从英镑的兴衰周期可以得见，即使今后美元真的失势，没有个三、四十年，其他货币也难以马上取代。”

新华财经副总裁兼评级研究部门负责人陈松兴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绝不纯粹是一个金融与经济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是战略与政治外交的综合产物。在世界呈现中美欧盟三极，加上英日俄三个“小板块”的格局下，中国目前仍主要会选择支持美国，但也会同时想方设法撑起人民币的地位。
陈松兴说，这是一种“欲取之必先强之”的策略，“既要敢骂你、也敢吓你，也敢对你好，这就是用实力说话的表现。”

“在我看来，这将是非常精采的一场戏。我相信中国政府对国际政治的敏感是极为强烈的。”在许多人不乐意见到人民币崛起的情况下，陈松兴认为大陆要推动的，不是人民币单独地国际化，而是以人民币为主导的亚元市场及亚太经贸金融的合作。
陈松兴也呼吁，对内，大陆要健全并整合市场的金融监管模式，改变目前监管手段相对落后，一行三会和发改委各自行事、令出多门的现况。

对外，他则相信中国大陆绝对会提供人民币额度，协助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虽然漫长，但中国大陆政府已经踏出坚定的脚步，台湾也必须慎重看待。”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黄仁德则以美元在金融危机后不贬反升的情况，解释作为世界货币能享受铸币权的益处。他也回顾了1996年，央行一度要推动金融账全面自由化，却被1997亚洲金融风暴给震撼，而后搁置的过往。“以大陆的政经实力而言，现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有条件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降低，受益最大的将是大陆的企业。”黄仁德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账自由化与放宽汇率波动，是三位一体的课题。若大陆的金融账开放后，即可以预期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出口退缩与国际投机活动的冲击。“在内需市场成熟到可以支撑经济成长之前，大陆不会贸然为之。等到可以支撑的时候，才会是自由化的开始。”

花旗银行台湾区首席经济学家郑贞茂则指出了美元目前仍享有的几项优势，包括美元使用与流通的便利性、投资渠道的丰富性、外汇交易使用美元报价的惯习，以及人们对美元的信任程度，都将使短期之内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和汇率挂钩对象的态势不易改变。不过欧元全球储备份额的增加，则将有助于引领出一个多极与稳定的体系。至于人民币，在短期内应不至于超出在区域内作为交易支付工具的角色。而他未来的扩张，则需要更大的金融市场与广被接受的制度架构建设为凭借。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林建甫则表示，中国大陆自2003年以来增加近四分之三、现已突破一千吨的黄金储量，是中国转移、分散资产储备方式的一个聪明策略。
而中国大陆自身也知道，人民币如果要直接变成一种国际标准货币，会需要面对投机行为与建构防火墙等问题。他认为，大陆的推动方向应该是一种以各国货币、加权其GDP或贸易量而组成的新的国际标准货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哪个国家所绑架”

林建甫也说，当区域内越来越习惯用人民币计价与交易，人民币越来越多之后，自然也需面对套利和生值的压力。“解决之道是，(大陆)该花的钱就要去花”，举凡购买外国的产品，包括人才、原物料、高科技专利、电子系统、管理制度等，并建立健全的法律环境。

林建甫认为，香港和大陆之间的金融合作近来显得积极，“尤其是两岸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经过香港之后”。至于台湾，林建甫说“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只要我们也能够坐下来谈，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台湾注入新的活水。”

《財經》首席經濟學家台灣行之三

《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29日自台灣台北轉赴台中，參加台灣《天下》雜誌在台中所舉行的“後資本主義的新世界”論壇，並與台灣著名社會學家高承恕教授進行對談。

台中市位於台灣島中部，人口約104萬人；今年年底，可望將與同為省轄行政單位的台中縣合併升格，成為台灣島上第三個“直轄市”。屆時，整個大台中地區將擁有約260萬人口，並在境內擁有台灣第三大港—台中港，以及能以包機直飛香港、越南胡志明市、韓國首爾與日本的台中清泉崗機場。台灣中部地區是島內機械零組件、大型製造業和精密工業的重鎮，據介紹，最早一批赴珠三角投資製造業的台商與台資企業，許多正是來自於中部地區。

演講伊始，沈明高一如在先前兩場論壇上，向台灣聽眾表達了自己初至台灣的興奮，“讓我們能用共同的語言，一起討論我們共同關注的話題”。

沈明高也表示，台灣歷往走過的許多經驗，是可以供大陸參照、學習的，也使得兩岸間的交流顯得更有意義。

針對當前金融危機，沈明高說“我們(中國)在1820年以前，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當時加上印度，就佔了全世界的50%。只是在過去這時間，我們已經習慣將自己看作經濟上的窮國和小國”、
“這其實是一場百年一遇的危機，但也給了我們很多機會。”

沈明高也向台灣聽眾分享了他認為中國大陸，在未來仍將維持競爭優勢的幾個分析基礎：包括人工成本優勢在相當時期內仍將持續，製造業的規模經濟將持續促進研發、市場、品牌和人資的發展，以及未來增長結構轉型下，關鍵服務行業打破國有壟斷、開放民間參與後所能創造的商機。

“江陳會後，如果台灣的銀行業，如果能夠憑藉自身的獨特專長，光把珠三角一地、乃至於福建省的市場拿下來，那就比現有在台灣所能分食的市場規模還要大兩、三倍不止。”沈明高說。

台灣《天下》雜誌副總編輯賀桂芬也告訴《財經》記者，台灣金融業者的規模雖比大陸業者小很多，但卻是在台灣這麼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存活下來的，並善長於中小企業授信、消費金融產品、財富規劃管理等大陸業者目前仍相對生疏的項目。“這其實就像是大象與螞蟻，大家各取所需。大象往前走的時候，也還是有很多其他動物能夠生存下來，在縫隙中跑來跑去啊”

台灣私立逢甲大學副董事長、島內著名社會學家高承恕則在論壇中首先表示，談發展主要的前提是和平；其次，如果有了和平，卻沒有互相了解、彼此間仍有千重阻隔，對未來的福祉仍無好處。“撇開兩岸的政治立場不談，不論是政府也好、民間業者也好，只要能對子孫後代的發展和生存更好，那就是對的事情。否則我們這一兩代人不是白混了嗎？”

他以中國大陸和印度的社會情況比較，認為不論就宗教間緊張、階級結構、基礎建設水平和效率而言，大陸的發展前景仍將勝過印度。“放眼所有21世紀的經濟體，只有中國經歷過一次徹底的社會革命；而印度則沒有經歷過這樣程度的社會結構重組。”

高承恕又以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婦女權利和社會角色不斷高涨為例，認為一旦解放了女性的才華、勞動力和消費能力，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將能倍增。三十年來，考察撰寫過六百多家中小企業營運模式個案、並曾出版調查材料《頭家娘》的高承恕，舉台灣中小企業主的夫人為例，“這些台灣中小企業的頭家娘，從人事、會計、業務、融資什麼都能管，他還能管老闆、甚至管到女員工做月子呢。”

高承恕也提醒台灣聽眾，不能光用台灣走過的路，去度量大陸的發展態勢；“在台灣，政治人物的話可以用來逆向操作；但在大陸，由於改革歷程還不特別長，至少在未來二十年，都還可能維持一個大政府、強政府的態勢。官方的政策和政治人物的表態，對發展的方向仍有很大的主導權。”

高承恕也告訴《財經》，台灣過去幾十年來，正是由於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介入並不非常深，才能在活躍的“大社會、大民間”中，孕育出一大批能自力更生、調適能力極強、業務觸角廣泛的中小企業。

據2007年的統計數字，台灣各式中小企業約有124萬家，就業人數約794萬人，佔總勞動人口的77.12%。

 

論及挽救經濟的措施，高承恕說，兩岸體制不同。大陸的政府有能力實現行政調撥資源的手段，“四萬億說來就來了嘛”，能從經濟面、社會面、政治面考量後，動用國家資源來維持基本面。他認為觀察大陸社會，不只要從經濟發展的絕對值來看，還需要考量各階層人民在發展過程中，究竟是對未來的期望較強、還是相對剝奪感較烈。他評析，大陸現在“有問題，但不特別大。”

沈明高則回應，關于大陸今年一到四季度的成長率，有個“6789”的說法。“但如果到時候四萬億不夠撐起這樣的成長數字，再來個八萬億怎麼辦？會讓汙染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再次浮現。”

沈明高也向台灣聽眾解釋，大陸政府歷來重視高增長，主要是因為採取鼓勵出口、壓縮收入的增長模式；但若能調整成質量更好的增長模式，政府將資源向社保、醫療、教育和中低收入者傾斜，降低社會風險，即能鼓勵人民消費。“那麼就算回不到兩位數的增長，老百姓的生活還有可能更好。”

在回應聽眾的提問時，沈明高說，大陸長遠來看，需要進行財富移轉，把掌握在國企和政府手中的財富，轉移給收入比例實際上正在下降的人民。其二，則是取消戶籍制度，使原本工資收入就低、在政策傾斜上又被城鎮排擠的農村人口也能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提及各種經濟統計數字，高承恕認為應該審慎對待。“統計數字他是個平均值，就像你一隻腳在冰桶裡、一隻腳在火堆裡，但平均起來卻是40度，看起來好像很舒服。但事實上，兩隻腳可能都滿痛苦。”

沈明高接過高承恕的話笑稱，“這個譬喻真好。現在大陸投入基礎建設的大型國有產業，和民營企業之間，就有點火堆與冰桶的感覺。若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則中國大陸的經濟復甦可能上去了、然後又會下來一點，呈現W型的態勢。”

“中國大陸政府一貫重視增長。雖然一直說要調結構，說了四、五年了，但經濟態勢好的時候，改革的動力就比較小”，沈明高認為，“如果危機的力度合理、能夠推動改革，那麼危機有可能變成轉機；但若改革不夠即時，也有可能就往下走去。”

 

高承恕說，“兩岸必須互補，也互相交流。現在有人說我們台灣對大陸過度依賴了，可以前我們靠出口美國賺錢的時候，怎麼就沒有人說我們太依賴美國了呢？關鍵在於，你自己能不能站得住腳。”

在論壇的尾聲，高承恕認為“後資本主義”的時代，意味著過去整個二十世紀以美國為中心的實驗已到了露出水面、接受檢驗的時刻。他認為，美國必須要、也必能夠進行自我調整，“不然怎麼能選出奧巴馬呢？”；至於整個大中華圈，
自我調整、適應環境的能力其實更強，“我們台灣根本是萬變金剛呀。只要能做出挑戰自我的變化，就一定能夠應對挑戰。”

會後，沈明高還參觀了台灣中部士紳，為紀念清末割台之際的著名抗日教育家丘逢甲，所設立的逢甲大學；並與台中地方產學界人士進行了友好而酣暢的互動。
席間，沈明高呼應高承恕的話說，“我認為凡是好的企業家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不抱怨。如果要等到什麼條件都具備了、良善了，才來投資發展的，不算是好的企業家。企業家就是要在重重限制的環境下，還能自己創造出生存的條件來。”

高承恕則贊同沈明高關於大中華圈之內，彼此能互相參照啟發的思維。“兩岸
之間就像把筷子，完全拆開或綁死都沒有用。他是一個最美麗的槓桿，但必須要找到那個能發揮最大力量的支點。“
4月30日，《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教授在台灣台南，參與了台灣《天下》雜誌舉辦之“後資本主義的新世界”系列論壇的第三場活動，並與台湾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向愷進行了對談。

沈明高向台南的聽眾說，自己在會前就趁機到台南的市街上走了走，參觀了孔廟等古蹟，充分感受到台灣南部的熱烈氣氛。

對於主持人問及，大陸資金最快下週可能就會開始投資台股、兩岸製造業與金融業，也將更多地相互開放和投資，台灣人民的工作、企業的經營，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沈明高一如歷往，先向聽眾介紹了自己對大陸發展前景仍抱樂觀的三個理由：即人工成本優勢在相當期間內不會消失、製造業的規模經濟和學習效果將可發酵、服務業的開放和大陸增長結構的轉型，會帶來下一波的成長動能。他也同樣強調，兩岸三地的大中華圈之內，一定要善用擁有相同語言文字的“軟實力”優勢，“再也沒有別人，能比我們之間更容易地溝通、了解和互相學習經驗了。”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林向愷則在演講一開始，就自稱是個經濟學界裡的“黑烏鴉”，常常講出一些大家並不是那麼愛聽的話。他說，任何一地曾經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不一定能保證在未來仍可奏效。“台灣也是一樣，如果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仍繼續複製舊的模式，而不去思考、追求新的模式，很有可能將面對的是失敗。”

林向愷說，在當前失衡的經濟體系下，台灣要認知到自己是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
“我們就就像是大洋中航行的一艘小船。在全球化之下，波動大、風險大、機會也大。我們這艘小船，或許可以選擇成為一艘超級巨輪的子船，但必須依附在他之下；也可以選擇自己改變船身的設計和航海的技術，不求快，但要求能持久。”

林向愷並對台湾自70、80年代以來的經濟模式轉變作了扼要的介紹。

他指出，70、80年代，幾乎是由東亞四小龍等幾個當時少數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獨自填補歐美的巨大消費市場，再結合自身的低廉勞動力，使出口增長、經濟增長和薪資增長三者同步增加。然而九零年代以降，製造業開始外移，1999年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僅佔台灣GDP的0.9%、到2007年已上升至台湾GDP的2.61%。他認為，台商到大陸，複製了從前在台湾的出口加工模式，甚至將規模擴大為五倍、十倍，但廠商在大陸所創造出的工作機會，卻對台灣固有的傳統、低階勞力需求產生排擠效應。

也因為如此，九零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仍然持續、出口增速更有顯著提升，但卻沒有相對地反映到薪資的成長之上，薪資增長非常緩慢。2000年到2008年間，更有4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

因此，對於兩岸未來若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課題，林向愷說，沒有任何事情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他說，目前台灣約有150萬人在中國大陸工作，消費的主力根本不在台湾；民間投資和中小企業的轉型力道，也因為許多資金投往大陸而顯得疲弱。

他認為，台灣政府有義務同全球化之下，受波及的階層和部門加強溝通，要讓他們能走得下去，否則他們將會成為台灣內部反對全球化的一股力量。此外，當局還應為他們建立更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和知識安全網，提出清晰長遠的願景以凝聚社會共識。

對於現在擁有立法權與行政權絕對優勢的國民黨政府，林向愷坦言“我沒有看到太多他們在溝通方面的努力。”“談任何一個經濟整合，一定會有人反對，但你要讓反對者也能夠發聲，這樣大家對這個結果的珍惜感才會提高。”

沈明高則回應說，總體來上他仍然相信經濟整合與分工，能夠讓台灣找到自己的優勢。他以韓國為例指出，正是由於依靠大陸龐大消費市場的崛起，韓國方能從勞力成本總是高於大陸的憂慮中走出來，找到消費電子、汽車、文化娛樂等獨特優勢。

沈明高建議，兩岸之間應該建立起一個更公平的交流規則，例如以開放大陸資金入島，使輸往大陸的資金經此回流，解決島內投資力道疲弱的問題；或以開放大陸觀光客自由行，更進一步促進雙向的消費。

林向愷則以經濟自主和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提醒聽眾“不要認為資金進來、房市漲、股市漲，就是好事。當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少，錢要進來、要走，都很容易。但最難移動的其實是活在這裡的人。當外界的不可控因素將嚴重影響你自身的經濟體制與生活時，可能會付出很大的代價；風險和機會是一體兩面的，“政府對沒做過的、不知道後果的事情，一定要循序漸進地開放，“不能叫大家一下子就來個大體驗。小心謹慎方能贏得社會的支持。”

對於開放的前景，沈明高則認為，在許多領域中開放將帶來競爭。“台灣的中小企業來大陸，大陸的中小企業也沒有被打垮呀，反而得到了進步。兩邊的中小企業都是在困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如果台灣自己有創造出創新、獨特產品的能力，不論是大陸、還是美國都沒有辦法控制你。”

論及人民幣國際化的課題，沈明高認為，唯有當人民幣和美元開始脫鉤，各國政府或廠商才有需要去決定持有何者、或以何者結算，且若台灣產品的不可取代性較高，則選擇結算貨幣種類的話語權自然會更強。林向愷也同意，中國大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發展內需導向的經濟和適度的貿易赤字。此外，在人民幣國際化之後，“就會綁手綁腳了。政府要考量到國外的感受，不能在動輒以貨幣政策解決國內問題了。”

“

在提問過程中，有聽眾問到“經濟學家的價值是什麼？”
沈明高說，經濟學家不是在代替投資者、告訴他如何決定，而是在他做決策之前，提供他一個思考問題的方式。他以自己和林向愷為例，“我們兩個之間觀點不同，卻不代表其中一定有一個是錯的，或一點價值都沒有。我們只是在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同一個問題。你要自己判斷，哪個思考問題的邏輯對你而言更有參考性，這樣子經濟學家才能幫助你的思考。”

林向愷則笑稱，沒有價值的經濟學家有三個特點“有問必答、邏輯正確，但答案沒有意義。”一定要先理解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從廠商、消費者、政府、還是社會整體的眼光出發，那麼他的處方才能有效果。

當聽眾請沈明高先生總結他對台湾之行的感受時，

沈明高說：“我來到台灣的印象就是，我雖然出了境、但我沒有出國。我說的話，大家都聽得懂；我到林毅夫老師的家鄉宜蘭去，雖然大家講話都一點口音，但也和江南的一個小鎮沒有太大差別。我感覺台灣是一個令人非常舒服的環境。”

沈明高說，此行讓他加深了大中華區之內，一定要善用軟實力溝通優勢的認識。即便大陸有大陸的思維定式、台灣也有台灣的，“但你們可以多用台灣的思維來衝擊大陸的，對大陸會很有幫助。雙方都應該加強溝通，大家坐下來，把每個人的想法，有什麼顧慮和擔心，都可以說出來。

沈明高認為，“大家應該有一個共識，就是凡是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對兩岸同胞都有好處的，我們就應該做。”

“要說一個東西這樣不行、那樣不行，很容易”，但要形成建設性、理性和前瞻性的意見，則更加困難。

他說，自己非常願意再來台湾多走走，多看看；也當場邀請自承還沒去過大陸的林向愷教授，很快地在適當的時機到大陸訪問。

沈明高指出，要不要開放，是一個趨勢性的大局；怎麼開放則牽涉到很多具體的細節問題。“但我們不能因為對具體細節有疑慮，就破壞了對整個大局的思考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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