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貌，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发表于 2009-05-04 18:56:24 类别：析社会现象

每到“五四运动”纪念日，中国各地都要以各种方式追忆历史，弘扬五四精神，这似乎形成了惯例，然时间和角度不同，人们的诠释也不同。比如，有政论者批评“五四”破坏宪政，有法学家称学生火烧赵家楼违法，有学者指责“新文化运动”阻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

平心而论，90年前一群学生游行本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写血书也罢，烧房子也罢，也仅是个小范围的学潮。原因是“巴黎和会”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推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在经历了甲午惨败、庚子赔款后，虽然帝制已被推翻，国粹派、洋务派、宪政派、军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没让中国人看到苦难的边缘。关键是北洋政府的镇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一边倒，使赵家楼的一把火升腾为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熊熊大火。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把火被视为革命的象征。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第一篇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声音如洪钟大吕，穿过90年的时光仍然余音袅袅，它透出了一个能产生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时代特质，注定了“五四”将成为一种精神。所以，“五四”被中国人定义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用民主反专制，用启蒙反传统，并一直占据着民族主义和政治道德的制高点。

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事件，本来学生游行、火烧赵家楼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必然。然而，“五四”能一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要讲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 “五四” 到底是什么？关于“五四”的界定，学界通常公认有两个。一个是从《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像什么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等，都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有关这个运动的根本诉求，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争人权”。

另一个“五四”，则指的是1919年围绕着反对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行径而爆发的北京学生抗议浪潮，及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度为响应这一浪潮而发生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情况。故又有称此一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或爱国运动的，更有称其为革命爱国运动，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有学者将其政治诉求定性为“争国权”。　

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学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与区别，它们的目的其实是一个，那就是救国！只不过，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其立意在通过救人来救国；而1919年学生运动及其后续种种相关运动，则转为先救国后救人了。概要地说，就是 “外争国权，内争人权”，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救人的最佳途径，谋“根本性的改变”。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标志，也是胡适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产生思想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内忧外患中，变革开始深入。“革命” 就像廉价的招牌一样被人竞相利用，新的冠名为“民众”的政府好似又要按照原有的轨迹开始行走，一场场促进社会根本性改造、启发国民“最后觉悟”的运动接踵而起。在拥有现代观念的知识分子推动下，整个社会的“争人权”变为“争国权”。爱国为主义所取代，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努力与尝试在此后的五四运动中获得新诠释绵延至1949年。

这就是“五四”。各色人等都可以标举其大旗，在“爱国、自由、民主、科学”的口号下践行自己的一套理论。也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才是个永远争议的话题，而越是争议，就越说明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反衬出“五四”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它有时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影像足以使人明辨是非，让许多现代版的李大钊、汪精卫越来越清晰。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胡适了，直到今天，这位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不仅坐回了他应坐的历史位置，甚至他当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主张也成了今天的人们实际遵循的人生理念。这一点，正如上世纪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大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杀。到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今天，当我们再度纪念和反思那场高扬起民主和科学旗帜的运动，当社会完成从战争到和平的变迁， “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也开始弱化其历史继承的一面，刻上鲜明的时代性，“爱国忠君” 变成了“爱党爱国”，“民族精神”演义为“马列主义”。人们惊醒的发现，精神走样了？民主走样了？科学发展了？爱国变味了？当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呢？

于是，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有学者说，90年来，“‘争国权’的救亡现已完成，‘争人权’”的启蒙却迟迟没有实现”。可细细考察真相后，你会发现：如果说关于“争人权”的启蒙迟迟没有实现，那么关于“争国权”的救亡也很难说已大功告成。卢梭曾宣称：“我们将被迫自由。”时至今日，沉睡的许许多多中国人，是被迫被救亡的、被迫被启蒙的。“被救亡”、“被启蒙”的人们大多都还迟迟没有找到“人权与国权”本源。正如“‘五四’总司令”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谈爱国：一、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二、爱国与执政党无关，而且爱国就是要反对专制集权。

本来就“民族”而言，无所谓好坏，但一旦带上“主义”的标签，就不那么好了；“民主”、“爱国”都是好东西，可一戴上“主义”的帽子，就走向激进或极端。因为，这主义，简言之，就是极端化。手段的极端化与概念的虚拟化。文字或语言上，也就是，极言之。若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以主义这种本身就很极端的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类社会，好就好在极端化，抽空或混淆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人等等概念，如，白马不是马。该人不是人。既可以作为对内部的思想控制术，又能作为对外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容易被人钻了空子。于是，杀人不再三是杀人，变成了杀“猪”，窃国不再是窃国，变成了“人民”爱戴。所以，英国学者普拉蒙纳兹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主义缘起于那些感到文化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的反应。笔者也以为，就 “五四”而言，五四之所以被纪念就是因为它高扬起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旗帜，五四的价值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近现代中国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官方”最缺的就是民主和科学，决不是主义。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回溯欧洲的“启蒙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旧欧洲的城堡土崩瓦解的是马丁·路德，使“人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人”，而无需通过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表，人们“第一次直接面对了上帝”。换言之，连“上帝”也不那么神圣了，更何况后来的“马克思”。康德更为“启蒙”提出了传领至今的定义：“要敢于使用你的理性”。可见，理智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力量，理智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而很多时候，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政治可以荒唐，但历史不会。也许歪曲历史会制造出某种现实力量，但其最终结果注定会适得其反，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歪曲历史也就是扭曲现实。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创新之路仍然处于探索时期，尽管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但不管怎么说，“五四”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人物，这些人广泛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李大钊那样的优秀学者，也有汪精卫那样的变节分子。

于是，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站在利益角度看历史，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英国学者米德在所著的《痛苦的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影响了此后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这一论述很客观，比起中国某些学者的高论经得起推敲，理由是那时候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未过时，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此为基点，为中国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但这“理想”还没有到触手可及的程度，不但封建的“官本位”阴魂没有散尽，“科学”的要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微不足道。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 、“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伦理、文明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与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名义，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风气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综上所述，九十年后我们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再看人们对今天“爱国被利益绑架、自由被人为禁固、民主是个好东西、科学仅为发展观”的纪念与注释，就可以说，中国社会进步达不到当年的理想值，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注：本文后半部份内容摘自章立凡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参阅：“五四”这样读：旧中国的葬礼，新中华的胎动日

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分享浏览(3624) 评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