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德”“赛”二先生依然年轻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吴稼祥

 载《中国青年报》5月1日评论版，题目为《五四90年：“德”“赛”先生依然年轻》

再过几天，中国的“五四”母亲生下来的小“德”（来源于希腊语的英语单词Democracy的音译“德莫克拉西”的第一个字，意译是“民主”）和小“赛”（英语单词Science“赛因斯”的音译，意译是“科学”）先生，就满90周岁了。按人的寿命论，虽然可以称他们为德老和赛老，但按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生存时间论，他们并不老迈，依然年轻。

把这两位先生的胚胎植入五四母腹中的，是陈独秀先生。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

文章说，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先生的文章还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孕，16个月怀胎，1919年5月4日，两位先生临盆，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京军阀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

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听说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人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们，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

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专制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2009年4月26日于济南

 载《中国青年报》5月1日评论版，题目为《五四90年：“德”“赛”先生依然年轻》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北大已失独立自由传统(图)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并以5月4日作为校庆日，但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大已失去由蔡元培任校长时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传统”。
 “北大历史上有3次辉煌，一是‘五四’，二是1957年民主运动，三是‘6.2+2’。”70岁的钱理群教授去年曾发表“不能遗忘的思想”文章，以1980年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事件，评述各参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政见。他形容“这次是1949年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真正民主选举”。
 钱理群教授称，“一间大学能够深刻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扮演整个民族“精神圣地”的角色，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但当年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再，社会往多元化发展，再难形成单一的思想中心。“现时教育体 制扼杀了北大当年的教育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今天不可能有蔡元培。蔡元培当时和教育部发生冲突，北大可以宣布脱离教育部。但现在教育部掌握了大专以上院 校财政大权，令校长们不得不屈从，近年来的管控更见严格，北大便再不可能如当年一样成为创新的源泉。钱理群指出，每一个地区的综合大学都应该是该区民众的 精神家园，北京大学则应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的朝圣地，“一个民族、特别是年轻人，应有一个地方让他做梦，否则就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