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90周年纪念日,先前已有各路学者为此唇枪舌剑地激战了一番,中心话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简称“五四”)是否曾彻底抛弃中国文化传统?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诚如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即使那些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一般认为,“五四”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旗手是陈独秀和胡适,其文化诉求是“全盘西化”。但详考历史,这些看法都未必尽然,至少应把蔡元培也列为“五四”旗手之一,晚年陈独秀就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
但是,作为“五四”旗手之一的蔡氏,并没有完全跳出“过去的掌心”。并不是说他曾穿过长袍、读过私塾、中过进士、当过翰林,而是因为他熟稔儒家经典、深受儒学熏陶,因而天然具有珍爱儒家文化的情怀。1911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他在学生注册时填的宗教信仰是“儒教”而不是其他,更不是无神论者!或许蔡氏此举本出无奈——基督教国家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甚至比“异端”还可怕——但至少说明,虽然他对自家的传统有着相当的不满,但自家的传统却依旧是他内心无法抹除的底色。
事实上,蔡氏终其一生都不曾激烈和全盘否定过传统。1912年,尊孔人士要求学校祭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氏回答说:“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1919,林纾误责北大“铲五常”,时任北大校长的蔡氏回答说:“至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1934年,有人征求有关读经的意见,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氏回答说:大学生读经是可以的,中学生选读经典名篇也是可以的,小学生读经是有害无益的——不过读一些白话文翻译的经典名篇也无妨。
不难看出,蔡氏虽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但并不主张抛弃中国文化,而是一只眼睛望着西方文化,一只眼睛望着中国文化,希望中西文化并育不害或交相融合。代理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就曾说:“
与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蒋、傅二人有所不同的是,新儒家冯友兰认为蔡氏身具“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甚至说“
冯、贺二人意见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五四”时反传统的人,都或多或少为中国文化预留着空间。比如,陈独秀认为:凡是一个象样的民族,都有其“国粹”或说有价值的文化,但不能因保存“国粹”就抱残守缺甚至盲目排外;胡适一生主张“谈论问题”和“整理国故”,到了晚年更是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李大钊则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
所以,“五四”时期反传统人士文化诉求的实质,用张申府的话说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而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更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此外还应看到,即使在反传统蔚为高潮的时期,以陈汉章为代表的“孔教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等,仍是高举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为儒家文化不懈陈辞,彰显出“五四”时期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即“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更不用说“保守派”了,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过去的掌心”亦即中国的传统,充其量是“两只眼睛”看世界亦即同时面向中西文化开放自己的心灵而已。今人往往忽视了“五四”时期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简单地将其旗帜化约为“民主”和“科学”,将其文化诉求等同于“全盘西化”,实在是一大误解!
至于时下有些想跳出“过去的掌心”的人,动辄以上述误解为出发点,声言要搞一场什么“新启蒙运动”,甚至将矛头对准刚刚复苏萌动的孔子热、国学热,则是不仅是戴着有色眼镜,而且是“一只眼睛”看世界了!笔者以为,“新启蒙”倒是应该有一场,不过不是“西学再启蒙”,而是“国学再启蒙”,以此来绍续“五四”的真正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