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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要
本课程是我在完成学士课程《现代汉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汉语语法与修辞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课程包括两大部分,语法部分有概论、语素、词类、层次分析法、句子分成分析、多重复句分析、病句分析、配价语法分析、空语类语法分析等。修辞部分有概论、比喻的分析、修辞与交际、修辞的审美分析、修辞的心理分析等。
老实说,我觉得《语法》是有一门很枯燥乏味的学科,尤其是对词组的结构分类,十多来种分类,分别不太明显,我个人学起来似懂非懂,感到很吃力。想多读些参考书,又发现各个学者有不同用词与说法,没有我学的英语文法那么统一。或许,这正说明汉语语法学还是处于一种正在发展的阶段吧!
但话说回来,上完了北师大周一民教授的课程后,我发现语法一门很重要、很实用的学科,是提高华文应用水准的重要途径。
相对于语法,我较喜爱修辞学。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已不再限制于修辞格与“修饰文辞”而已,修辞在今天这所谓的网络时代,是人际关系、沟通的重要学科,它无可避免的要和审美、心理、社会等学科发生关系。进入这大门,提高了我们对修辞学的兴趣与认识,为将来进一步作研究做好准备。
(二)语法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方式,用词造句的规则。其实汉语语法的历史并不长,只有一百多年。1898年,马忠写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接着1924年,黎锦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现代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尊基者。之后不少学者如王力、朱德熙、高名凯、吕叔湘等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不少著作,其中以刘月华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2)用得最多。至于词典方面,却是商务出版社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5)最为权威。
汉语语法的研究,有语素、句、词组与字四大“本位”的发展。北师大学者黎锦熙于1924年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的“句本位”是语法思想的滥觞。根据吕叔湘(1979)的讲法,《马氏文通》是以词类为纲的,然而许多句法问题都分散在各个词类里讲。因此《马》是代表早期“词类本位”的著作。五四以后出现的语法书,从《新著国语文法》起,就都以句法为主干。
上个世纪80年代,朱德熙(1982)明确提出“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此体系在80年代取代了“句本位”成为语法研究与教学的主流派。近十年来,一些语言理论学者极力倡导“字本位”的语法研究。例如徐通摪(2001)认为“字”是中国人中的“中心问题”,汉语应该以“字”为基础进行句法结构的研究。各家“本位”的系统可以作为学员以后进一步的研究课题。不过它们之间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从单位入手开展语法的研究;二是认为汉语中某种语言单位地位最重要,研究其他语言单位必须以它的研究为基础。
由于“词本位”的研究历史最长,成果相当丰富,摸清了词语的结构类型与功能,有利于句法结构分析。习惯上,我们将其归纳为偏正、主谓、动宾、联合、补充和粘附六种结构关系。能够对句子正确地进行层次分析和成分片断分析,是最基本的语法分析能力要求。
有趣的是周教授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当代大文学家大都有学过语法或对语言学有做过研究。作家如鲁迅、周作人、矛盾、老舍、钱钟书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地发表过个人对语言的看法。可见语法对于个人的语言程度与语言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回头看一看新加坡的情况,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华人的祖籍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沿海诸省,因此这里中文的使用就受到闽粤方言的影响。在学校的正统教育中,英语是第一语言,作为母语的是第二语言。虽说政府近年来为了“要赶上中国这辆经济列车”,加强推广华语的应用,但因华文华语依然处在社会的主流之外,所以华语教学始终面临严峻的挑战,汉语水平的低落也是难免和可以理解的。在日常生活中,华语的表达受到方言与英语的影响的例子不计其数,这里就提几个:
.... 在本地餐馆或食阁点菜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话:“你要‘烧’(热)的还是冷的?答者会说:“我要‘烧’的(热的)。”
.... 购物时常会听到这样的问话:你“还”(付)钱了吗?
.... “我孩子在做工(上班)。”
.... “我们是一群“猪朋狗友”(孤朋狗友)“。其他的例子有“陈腔滥调”(陈词滥调)、妙想天开(异想天开)等等。
语言的问题是复杂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将语法的分析方法掌握好,将有助提高发现语言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中文的写作水平与口语的表达能力。
(三)修辞
修辞是为增强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的一项活动。自己之前对修辞学有些错误的认知,现总结如下:
(1)修辞不是只讲究语言上采用华丽的用词。
“修辞”这两个字从本意讲就是“修饰文辞”。孔子就曾说“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这也就说任何人若能够用确切、简练、朴实的通用语言,表达心里的思想感情也就够了。这和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到的消极修辞不谋而合,直指以语言表达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无何否认的,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交际只须“辞达”就可以了。但在更多的时候,只做到“辞达”,尚且不够。举个例子,若有人肚疼要上厕所,总会婉转地说“我要去洗手间”。所以说话要得体,单单“辞达”尚嫌不足。
孔子的另一说法“志有之,言以足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也就是说,文章或说话,都要讲究文采,文辞没有文采,就难于广为流传。不言而喻,修辞追求语言美是无可非议的。《修辞学发凡》中提到的“积极修辞”指的便是“艺术修辞”,它讲究以语言表达的形象、生动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追求语言的生动性与表现力,注重人们的体验与感受,往往表达一种字面意义以外的深层意义。
这样看来,修辞学强调的是语言的生动性与表达力。一味用华辞丽句,并非修辞学的目的。而且美与不美,也不取决于华丽的辞藻。相反的,朴素也是一种美。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如朱自清的散文《背景》、《荷塘月色》等,作者不用色彩华丽的语言,而是用很朴素的语言,很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所见及内心的感受,文字浅白但形象鲜明与生动,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修辞不是属于文学和文章专有
修辞还要根据集体的语言环境,使用的主客观,选择合适的词语。例如医院工作人员绝不会对出院的病人说“欢迎下次再度光临”。 我最近在做一个有关中国“小姐”以旅游身份在逗留期间从妓的摄影专题,就发现她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比如她们会问潜在顾客道“帅哥,要‘去吗’”,“去吗”讲的就是他们间的性交易。这让我再讲一个亲身见过例子。在一次晚宴上,老板太太是一位打扮端庄的中年人,有一位职员递送上来的一分文件给她,她看过后破口说出了一句“放屁”,当场把整个场面弄得很尴尬,她自己也很下不了台。我在想,这或许是一个个人修养的问题,但反过来说,若这老板太太的修辞功底好,她可能说出更适当的话,而得到周围人的赞赏。
这样看来,修辞学对个人的修养大有关系。同时我们也认清了修辞并非文学或文章所专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见到“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重要性。比较起文章,说话也要注意修辞,更要确保语言适应特定的环境和主观条件如身份等,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收到好的交际效果。
(3)修辞要考虑语境因素
上面举的例子,已谈到了语境的重要性。这里要指出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例如,我们不会对日本或西方朋友作这样的问好“您吃过了吗?”,这肯定是要闹笑话的。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到中国昆明出差,在过海关时正是午餐时间,为了表示友好,我向一位值班的公安人员打了个招呼“吃了吗?”,他二话不说就把我拉到一边,直追问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我说明那只是一种南方人的客气问候话时,他却提高嗓子说“那里有人这样讲话的?”结果最后还得惊动他的上司,才帮我解困了。
所以谈到修辞适切原则,除了题旨、情景的考量,修辞也应切合社会文化背景,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等因素。
(4)词语表达附加意义的修辞功能
词语的选择可制造不可小看的效果。最近一段日子,观看台湾电视节目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讲法“陈水扁穷到只剩下钱”,这真是让人听了拍案叫绝。短短的几个字,把贪得无厌的陈水扁的事实,与对他的嘲讽,很生动地勾画出来。
(5)修辞学是一门 综合性学科
现代修辞学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被定位在语言学的范畴内。这是因为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应用的规律,必须使用语言要素作为修辞手段;另一方面,修辞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然而,修辞学不仅仅是语言学。修辞学在发展中,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的理论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修辞学从上述学科中借鉴,吸收相关的理论,另一方面,上述的学科理论也促成修辞学交叉学科的形成。
人与人之间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心理活动,修辞用语言来打动人、感染人、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正是人的心理需要,修辞效果也一定要体现在受信人的心理上。
(四)结论
学会怎样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及研究现代汉语需要用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掌握好修辞学的基本功,才能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新加坡这个处处讲究经济效益的岛国,务实点讲,搞好《汉语语法修辞学》,它在商业社会的广告、新传媒、短信、商业沟通等的应用,肯定又很大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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