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无天子

乐安人有句调侃自己的俚语，“江西无天子，乐安无状元”，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在于后半句，前半句主要是起兴，为了引出后半句话来，象我们常见的信天游，乐安人为何特别想到这句话，特别在乎有无状元呢，这是有原因的，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乐安于南宋绍兴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149年设立县制，辖天授、乐安、忠义、云盖四乡，之前并没有乐安县，而就在这早一年，也就是绍兴十八年，在乐安所辖的辖区内出过一个“恩榜状元”，当时乐安县还未设立，这个状元只能算是当时所辖的永丰县的状元了，自己地方所出的状元还要算是别人的，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也让乐安人耿耿于怀，所以才有这句俚语。这相当于说，中国大陆所有的省市中只有海南省没有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海南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吗？非也，海南岛肯定是经历过，只是海南省没有经历过，因为当时还没有海南省这个建制。乐安有无状元算是清楚了，我爱较真，偏要深究一下江西有无天子，仔细想来，江西确定没有出过天子，或相当于天子地位的人，而与江西为邻的其他省份都有过天子或相当于天子地位的人，有的省份还不止出过一位天子，让我们从东南西北按顺时针方向一起看过来。淅江省有过蒋介石，福建省有过林森，虽然是位虚位元首，应当是够上了这个级别，将就地说，是拥有天子地位的人。广东省有孙中山，虽然只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就职的当天溥仪尚未退位，他的大总统职权也没有实际上管辖到全国，但应当算是拥有天子地位的人物，广东另外还拥有一个汉奸汪精卫，他是汉奸伪政府的头子，他与天子地位无关，那只是闹剧。湖南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湖北有李先念，他的情况同林森的情况差不多，安徽前有真命天子朱元璋，现有国家主席胡锦涛，只有夹在中间的江西没有出过拥有这样地位的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名额来，就只有曾庆红。

江西不但没有出过天子，或这样级别的人物，就是比较知名的人物也比较少，让我们感到熟悉的只有将领李烈钧，刘峙，黄维，民主人士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学者陈寅恪，除此之外就列举不出更多的知名人物。江西是革命的老区，曾经有不少的江西子弟响应号召，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谋求阶级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去，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民族和阶级的利益奋不顾身，牺牲一切，是那个时代的中坚力量，我们无法完全记住他们历史功勋，只记住他们之中的几位代表，方志敏，曾山，饶漱石，张国焘，其中又以张国焘的经历最为曲折，也最让人感叹。

我们知道的张国焘是个反面人物，他1938年成为叛徒，投靠国民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这种行为是全天下所有的有志之士所不齿的变节行为，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个污点，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写到变节前的那些经历，之后的就打住，表现出他的理智尚未完全丧失，知道变节后的事情没有人会感兴趣。他在回忆录中笔调平和，没有谩骂词汇，以一种直叙平铺的方式述说着他的经历，不象其他人，如王明，写回忆录时笔调中有明显的谩骂痕迹，据说，王明写回忆时，正还享受着国内派去人的侍候，用着国内汇去的钱，但在笔下则毫无顾虑的谩骂着他想骂的一切。张国焘写回忆录时，己被定性叛徒多年，也被批判多年，对这一切他都没有怨恨和愤怒，他只是用平和的笔调述说着过去，当然也在为自己辩护，但也能看出该承担责任的时候，毫不犹豫剖析自己的过错和对自己的责备，表现出一种在他的角度还原出历史真象的责任感，总结那些血的教训。

张国焘的污点不是别人混淆视听的辩解就可以洗刷掉的，这是张国焘本人都明白的道理，他该为自己承担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该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劣迹同样要钉上，该被人们所不齿的罪行自然会被人们唾弃。但是，我们无法抹杀他的历史，无法抹杀他曾经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可无视他，当初作为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甘愿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一切的热血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挺身而出，同许德珩等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奔波的身影。我们不可无视他为了唤醒民众加入反帝爱国的浪潮，深入厂区工棚开展工人运动呕心沥血的操劳；我们不可无视他穿梭在各种政治团体间，为革命高潮到来克服艰难险阻随时准备牺牲的拼搏；我们更不可无视他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奔波于上海陈独秀与北京李大钊之间夜以继日的辅佐，经办那些具体的烦琐事务；我们不可无视他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派，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念；我们不可无视他曾经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作为党的领导人主持过党中央的各种会议，等等等等。在党的前期历史中，随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无视他的存在，就有许多现象就无法解释，许多事情就无法联贯。

作为背叛自己信念的张国焘，他的行为无法得到后人的饶恕，但作为定性为叛徒的张国焘，我们还是有许多话要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历史上脱离这个阵营的人不少，走到对方阵营去的也多的见怪不怪，最有名是向忠发，更有最终成为大汉奸周佛海。对于最终脱离自己的阵营的人来说，张国焘的情况属于中间阶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相对于陈独秀的那份甘于贫困，决不用那些不该用的钱来说，他没有保持住自己最为起码的操守，为了生存抛弃了人格，为此他也多次受人羞辱，对于这种情况，他选择忍辱偷生。相对于向忠发来说，他到对面阵营去并没有给过去的阵营产生实质性的伤害，更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带来毁灭的潜在危险，他到对面阵营去时正逢国共两党合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哪个阵营中工作的实际效果差异不明显，叛逃的成分相对减少了一些。相对于汉奸周佛海来说，他最起码没有变成民族的罪人，他没有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情。再说，他最后没有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就是定居加拿大也是投奔子女，不是彻底坚决的反共分子，没有与曾经的阵营敌对到底的愿望。

我们后人来谈论这些历史的恩怨是非可能不是十分的精准，因为我们无法感受当时氛围，理解不了当事人的真实心理状态，是一些想当然的清谈，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与这些历史事件己经没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可以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来分折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可能来得不偏不倚从而显得公正一些。实际上我们现在时常碰到一种现象，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以这个人物的最后表现来定性，有时为了维护这个定性，就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取舍，不符合定性要求的便视而不见，不作描述，不让披露，使得后人对历史人物只能片面地认识，形成好人与坏人的二分法。某个历史人物，要么好人，要么坏人，这种观念让我们处于对许多历史事件无法理解的状态，让我们对历史充满了困惑。在我们的印象中，冯玉祥是个好人，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军阀，曾经象历史上所有的军阀一样反叛来反叛去，一时在这个阵营，一时在那个阵营，更让革命志士们失望过，痛恨过，你会作何种感想？在我们的印象中，张学良是好人，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张学良军阀出身，他手上同样有着革命者的鲜血，我们又会该作何种感想？更有戏剧性的场面，陈明仁在发动湖南和平起义以后，被接到北京作客，在中南海泛舟时，说起四平街的几次恶战，双方死伤无数，陈明仁将军有点不好意思，谁知主人却大度地挥挥手说，各为其主，各为其主，不足为虑。而在另一个场合，在庐山上一次党中央的高级会议上，一位跟随了几十年出生入死的元帅，只因意见不合，提出了著名的万言书，就被追查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且不去说历史是否真的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就是几十年同吃一锅饭的情谊都该比陈明仁将军得到更宽容，更大度的对待吧，有了不同意见敢于以万言书的方式——实际上只是一封信提出来，就说明元帅本人很在乎这种情谊，也相信这种情谊。别说是元帅，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不相信双方的情谊，谁敢对别人说一些不同的话？谁敢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说出来？再来看另外类似的事情，李宗仁将军后来放弃海外定居，回归大陆确实是难能可贵，是值得赞颂的，对他过去与革命志士们的所有恩怨都可一笔勾销，过往不究。我们在善待李宗仁的同时为何不同样善待地位尊贵的国家主席呢？为何要在他几十年前为了革命工作所蹲的大牢事件中翻找骨头呢？而且不惜伪造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来呢？他不比李宗仁将军更加值得善待吗？存在这种差别对待，自然是无法平熄“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怨气了。

我们现有的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是以我们的政治需求为标准的，政治需求什么就满足什么，将符合这种需求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不能满足需求的历史事件就隐藏起来，不惜割裂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让人无法获取完整全面真实的印象，历史事件给人感觉就象天空的巨龙，见头不见尾，或见尾不见头。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是将历史作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别忘了，现实政治的需求是随着现实政治环境而改变的，如果历史也随着这种政治环境而改变的话，就会出现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看法前后完全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在林彪元帅身份表现得最为明显，按照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二分法，林彪曾经是最好的好人，也是最坏的坏人，只是集最好的好人和最坏的坏人于一身的林彪，不是真实林彪。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以及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学家们去评说，但他被认定过是好人，又被认定过是坏人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那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是他本身无法抗拒的历史悲哀。

历史上的人物无法用简单的好人与坏人来区分与评价，我们何时能走出曾经有过的二分法的误区，以一分为二的观念正确地对待处于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人物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更是对历史本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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