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应当以史为鉴

首先我觉得各位的发言水平都很高，今天我收获非常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也一直比较关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涉及的大部分问题如发展历程、现状，目前面临的问题、未来前景、约束条件等等，我们今天晚上基本上都提到了，已经很有概括力了，在《银行家》登出来会引起相当的反响。

最近我看了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人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的近100万字巨著《凯恩斯传》，这是凯恩斯传记中内容最丰富、份量最重的一本。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第36章《凯恩斯的“新秩序”》和第37章《怀特奇案》特别有意思，值得所有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问题有兴趣的同仁读一读。当然，有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特别是“70后”的“小兔崽子”们可能会说，“读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六十多年前的事，都老掉牙了！”这样想这样说都是不对的。唐人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全球金融、经济正处于一个极特殊的历史关头，本轮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几十年来沉湎于其中的一些经济学理念，还在继续演化的危机和衰退也会催生一种新阶段的金融、经济以及全球化竞争格局，对于全世界所有处于探索中的、迷惘的政策经济学家来说，重温60多年前的智者和大师们如何思考战后国际金融经济秩序问题无疑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即便在二战尚在持续的黑暗岁月里，当年一些战略和政策研究领域里的智者和先贤们就已经开始思考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金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战二战之间的世界之所以“乱七八糟”，根本原因就是一战后的世界经济金融安排有一种缺陷，并且在政治上存在着“领导真空”，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在经济上登上了世界第一把交椅，一战后美国的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实力更是迅速膨胀。而英国这个18、19世纪的“世界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已无力担当角色，美国当时又不愿意接过指挥棒，从而导致“世界交响乐团”四分五裂为几个小乐队，出现了乱七八糟的政治经济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国际经济金融安排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持全球的经济稳定和秩序，避免出现新的乱七八糟。当年，苏联虽然已经很强大，但它的计划经济及金融体系是游离于世界主流国家之外的因而不可能在苏联出现这类有关“国际新秩序”问题的思考者，这类思考者也只能在“旧乐团指挥国家”国家英国和“新乐团指挥”国家美国产生。英国的代表人物是凯恩斯，美国的则是1941年12月刚由财政部货币研究部主任提升为部长助理的怀特。这两个人几乎是从同一时点即1941年开始思考战后国际货币安排问题。为什么货币安排问题会成为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焦点？这与当年世界经济学界对30年代世界贸易崩溃原因的主流判断有关，即在多数学者以及政治家看来，是金本位的消失带来的货币支付清算障碍造成了全球贸易的崩溃，所以，二战后，只要能做出一个好的货币安排就能够保护贸易投资活动正常化。凯恩斯当年的核心主张是建立“国际货币同盟”并发行“超国家银行货币”，将该货币起名为“班柯”，各国可用黄金购买“班柯”，各国用“班柯”进行国际清算，实际上，“凯恩斯计划”的中心内容是要建立一个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主体的、以透支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当年提出的方案称作“怀特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力争在二战后用固定汇率稳定货币、消除贸易投资壁垒，建立国际稳定基金和复兴银行来履行稳定国际货币和提供经济复苏资金的任务，在国际金融安排中让美国和美元发挥主导作用。当年“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争的实质是世界交响乐团的旧指挥国家和新指挥国家的利益诉求之争。那场智慧争斗的结果不言自明，尽管凯恩斯的学术智慧远高于怀特，但由于“怀特计划”代表了世界新霸主的货币安排意向，自然在竞争中占尽上风。

在本轮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中，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有两个基本点我们必须牢记：（1）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实力对比并未出现决定性变化，不论中国经济金融表现如何，美国GDP占世界总量1/4，中国GDP只占世界的1/16,如果考虑教育、科技、军事等实力，中国照美国差的更远，所以，本轮全球危机并没有产生世界交响乐团总指挥的位置更替问题；（2）即使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为日本国家外汇储备的2倍，但日本民间外汇储备至少是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1.5倍，想到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金融安排方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雄心常常会产生隐隐的受挫感。因此，中国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就应当有一个准确的战略定位，即中国只需解决一个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与中国已经获得的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三GDP大国这种相对地位不协调现状而已，至于人民币哪一年能成为亚洲区域货币，哪一年成为同美元分庭抗礼的强势货币，我们都暂时没法给出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现在的主要工作则是务实地推动改革和发展，扎扎实实地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年“凯恩斯计划”同“怀特计划”尽管分歧甚多，但凯恩斯和怀特在思考国际货币经济安排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如何让贸易顺差国把顺差收入花出去是一个关系国际货币稳定和平衡的关键问题。用凯恩斯和怀特的思考着眼点观察当今世界的贸易和货币问题，我们会发现，中国也确实因为没办法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有效消化巨额累积性贸易顺差而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或问题，正视这种挑战，寻求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政策办法，就得在如何提高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上下功夫，在消除影响效率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和政策失当上下功夫。

（本文为作者4月24日在《银行家》杂志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