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网络视频恶搞盛行、一些英雄形象和红色经典一再被调侃丑化，信息时报记者袁炯贤发表署名文章《英雄人物网上被恶搞面目全非:雷锋帮人太多累死》,援引一些专家和教育者的话，指出“恶搞”正在洞穿传统道德底线，颠覆历史，颠覆英雄，颠覆道德，对社会尤其对青少年将形成是非混淆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呼吁网上“恶搞”必须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恶搞者不仅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与抵制，还应该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惩处，绝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社会而逍遥法外。这篇文章发表后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似乎成了大兴网络文明之风的战斗檄文，一时间网络恶搞似乎将成为扫荡的对象。

　　对此，木子敖完全同意“恶搞”应该有个度，但对袁大记者所谓的道德底线说和对其进行抵制和惩处的主张不敢苟同。法律规定很明确，很好执行，但所谓的道德规范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如何界定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能随便就给别人扣上“不道德”的大帽子，网络恶搞虽然会对社会传统的道德观产生冲击，但这种冲击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其面对高高在上的英雄、权威和经典敢于怀疑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较为薄弱的一环，不唯上、不唯书是尤其需要提倡的。网络恶搞虽然有颠覆历史、颠覆英雄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能颠覆历史、颠覆英雄，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权威，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怀疑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片面夸大网络恶搞的负面作用。下面木子敖要全面论证我的这一观点：

 　　恶搞从何而来？要问谁是中国网络视频恶搞的鼻祖，我想网络老鸟们应该会马上想到某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制作的《大史记》。在这段视频中，该电视台的精英们竭尽恶搞之能事，剪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片断并重新配音为“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其中“列宁”在睡觉前竟然要看毛片，其他诸如“谁给的钱多，我就让谁干”、“××红大波波，还有个娃”、“他好，我也好”、“我硬挺着吧”、“主持人最好穿得再暴露点，必要时可以再脱嘛”、“你喜欢哪个女的，到时候就整到组里来”、“你知道命根子在哪儿吗？”等庸俗下流的台词不一而足。自从《大史记》开了视频恶搞的先河后，各路“豪杰”纷纷跟进，发展到现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如果要追究恶搞原罪的话，作为始作俑者，该电视台难辞其咎。 　

　　谁成全了恶搞？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常听到的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我们的电影电视屏幕却充斥着帝王宫廷、权力斗争、古装武侠、警匪枪战，鲜有反映社会现实、反映百姓心声的作品。而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变革和转折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造成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都处在剧烈的波动和调整中，这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更需要得到人文关怀和宣泄排解的出口，但社会却不能提供这样的精神食粮，这就为所谓的恶搞提供了流行的机会和市场。

 　　到底是谁在恶搞？《英雄》鼓吹面对侵略者放下武器是追求和平，算不算恶搞？《十面埋伏》明明讲的是明朝的故事，结尾却唱起了英文歌，算不算恶搞？《无极》中把人当风筝放，算不算恶搞？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固然凶狠残酷、作恶多端，但众多红色经典经常将他们描写得不仅相貌丑陋而且猥琐不堪，算不算恶搞？既然州官能放火，老百姓凭什么就不可以点点灯？

 　　到底是谁洞穿了传统道德底线？什么是道德底线？我们这个社会道德底线在在哪里？谁对这个道德底线拥有解释权？即使这个所谓的道德底线真的存在，请问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救死扶伤的医院见死不救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学生成了学校的敛财对象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成了骂人的代名词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笑贫不笑娼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漳州市政府出面给纳税300万的老板的子女加20分，纳税本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纳税越多，说明其赚的更多，政府凭什么让他们享受特权？请问这种作为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很多名牌小学、中学、大学给领导干部和关系单位预留招生名额，枉顾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没有洞穿道德底线？抨击别人洞穿道德底线的人，首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干过拉关系走后门的事情，有没有洞穿过你们所说的道德底线。说什么道德底线，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早已千疮百孔，面对这样的道德状况，恶搞还能洞穿什么？

 　　恶搞真的能颠覆英雄吗？英雄就是英雄，不是谁想颠覆就颠覆得了的。如果一段视频就可以颠覆，这样的英雄在人们心中还有什么地位？他又算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恶搞和置疑只能擦去他身上沉积的历史的尘埃，让他重新焕发青春和伟大，即使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做过这样那样的错事，也并不能损毁其英雄的光芒，却可以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却越来越得到人们更多发自内心的怀念和崇敬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过去的英雄人物和昔日的红色经典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恶搞，而是遗忘，尤其是被青少年遗忘。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真正的英雄是不怕恶搞的，而遗忘对他们来说，却是最残酷的。对于现在喝着牛奶、啃着肯德基、麦当劳长大的青少年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恶搞，而是黄继光和董存瑞们从课本里消失，就像狼牙山五壮士从上海中小学课本中消失那样。

 　　恶搞真的能让青少年形成是非混淆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吗？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所受教育和生活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少年树立的价值观正确错误与否，与老师、家长的言传身教和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密不可分。在这其中，短到一个星期、长到一个月就会被其它海量信息所淹没的所谓恶搞能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很多孩子并不是不知道这是恶搞，他们也并不像一些所谓专家认为的那样没有是非观念，你以为孩子们看了这些恶搞以后真的会相信“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才牺牲的”吗？说不定恶搞反而会激发他们去了解雷锋为什么要帮助那么多人、黄继光到底怎么堵的枪眼、董存瑞如何炸的碉堡。而且，除了极少数毫无趣味的拙劣作品外，很多所谓的恶搞看似在恶搞英雄，恶搞红色经典，其实是在恶搞当今社会上的一些假恶丑现象，那些英雄形象和红色经典只不过是作者用来表达意见和扩大影响的借助工具。这一点抨击恶搞的人如果真正从头到尾看过的话，不会不知道，但他们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呢？很明显，只有故意忽视这一点，才能使自己的抨击更具正当性。

 　　综上分析，网络恶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只是娱乐时代的一种娱乐方式，它什么都颠覆不了，它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上纲上线，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它的副作用，更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真正可怕的是，整个社会用一个声音说话；真正可怕的是，这个社会不能容纳不同的声音；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只在3月5日这天才学雷锋做做样子；真正可怕的是，潘冬子家乡的孩子们还过着“小小竹排江中游”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董存瑞的父老乡亲60年后过的日子并不比他当年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