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父母生日，他们被接到了县城大哥家。
    老父老母犹如在大山里自由成长了几十年的老树，始终不愿意被连根拔起去做城市阳台上的盆景，所以这次能被说服来县城里小住几天，有些破天荒。
    母亲把家里的羊关在羊圈里，放了很多草，让它天天吃自助餐。家里还有一只狗，据说恶行累累，喜欢咬鸡，只能被拴养，临行前她委托我满娘每天去送饭。家里的几只鸡则被母亲个个五花大绑，塞进麻袋里，放到了大哥的车尾箱。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父母就坐着大哥的车进了县城。母亲给父亲提着皮包，两人一前一后上了楼，这皮包里装着父亲唯一指定专用的茶叶、蜂蜜以及老慢支的药物，当然还有他的一些证件和退休工资存折，这个包对于我父亲来说，就好比是美国总统的核按钮箱，时刻形影不离。

    父母对这次县城之行看得很隆重，可以明显看出有盛装出行的痕迹。据母亲交待，他们穿的裤子都是在集市上新买的，她穿的是十八块钱一条，父亲穿的则是二十块钱一条，他们对自己的新裤子都非常满意。
    父亲因为老慢支的缘故，已经不能亲自去三里之外的集市买衣裤了，他只能把买裤子的事情全权委托我母亲，那天我母亲在出发去集市时接受了我父亲的郑重嘱托： 你买的时候试一下，你穿得我就穿得。后来母亲在集市上试过后拿回来让他一穿，果然很合身。只是我看他坐下来的时候，裤脚高高在上，他穿的长袜就好比是八路 军腿上的绑腿，我只能强忍住笑听着他自己不停的称赞：很合身，很合身。

    根据我们家老大的指示，我和我们家老二给父母各买一套衣裤和一双皮鞋，他则负责在酒店安排寿宴并给父母红包。
    于是乎，某天上午我们便带着二老逛县城里的服装超市和皮鞋店。
    洞口是个小县城，但物价却可与国际接轨，所以买衣服和鞋子时尽量不让母亲知道价格，实在追问得厉害，就抹掉一个零进行虚假汇报，但即使这样，母亲还总是嫌贵。
    老父亲在供销社工作过几十年，当过货郎担，也站过若干年柜台，最后在业务股长的位置上坐了近二十年，背坐弯了，屁股坐扁了，终于光荣退休。所以他对商场并不陌生，但面对如今的服装超市，他还是有点瞠目结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嘴里不停地念叨：变了，全变了。
    二老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听任我们的摆布，试试这件，又试试那件，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其实他们为我们三兄弟的衣食住行操劳了几十年，如今儿子们突然反过来开始为他们的衣食住行张罗的时候，他们倒有些不适应了。
    买了几百块钱的衣服，送了一把伞。又买了几百块钱的皮鞋，销售员请示老板娘，说可以送袜子。我打趣说你莫送两打啊，送一打就行了，最后却还是只送了一双。
    母亲后来埋怨我们说，就你们舍得化钱，几百块钱的东西送一把伞送一双袜子就把你们给打发了。
    母亲这一代人过惯了实在日子，面对商业城市里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段，她就好比是那个揭穿了皇帝新装的小男孩。

    洞口县城在雪峰山脚下，平溪江穿城而过，新修的沿江风光带很漂亮。晚饭后，大哥带着我们一大家子去江边散步。
    母亲生来是坐拖拉机的命，一坐小车就头晕，她下车后就一直坐在江边表情恍惚，像一个忧伤的诗人。我父亲则走不了两步就直喘气，他望着四周花花绿绿不停闪烁的景观灯，不停地感叹：这要耗掉多少电啊？
    风光带上有袁隆平的题词：平溪风光。四个字笔画纤细，应该是钢笔字题词。
    风光带靠近大桥畔还有一个观音阁，号称古迹，但我看应该是1990年代的翻修品。这是一个急功近利且喜欢瞎折腾的时代，当初为了发展经济，大家风风火火地拆古迹建厂房建新房，如今，为了利益，大家就又开始风风火火地回过头来恢复古迹拼命套钱。
    观音阁旁边还有一个舍利塔，真假难辩。上面刻着：十方灵骨之位。两边有联：百骸灭散归火归风、一物长灵盖天盖地。

    5月5日下午，父母、我大哥以及我一行四人赴花鼓乡七里山我姨父姨妈家。
    姨父年逾八十，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在公安局工作，但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子女多，为了养家糊口，便辞职回乡下种田，他至今还在为当初的决定后悔 莫及。听说我在长沙，他说曾经为养老金的事情去长沙省公安厅上访。由于参加过抗美援朝，现在每月已经可以领到两百来块钱的养老金了。一说到这事，他笑得很 开心，嘴巴里所剩的最后一颗牙齿在他笑容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孤单。
    姨妈我也很多年没见面了，今年七十四岁，头发全白，牙齿也所剩不多，不过看起来身体很好，总是带着笑，很乐观的个性。她长得有些胖，我母亲坐在她身旁，显得很瘦弱。
    记得母亲和我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她曾经和姨妈走路去几十里之外的武冈县公安局看望我姨父，当时找到我姨父时，他正在篮球场上打球，我想那时的姨父一定 很健壮，姨妈望着姨父发达的肱二头肌时一定有些心旌荡漾。如今姨父已经老了，老得一想着两百块的退休金就笑得口水直流了。
    命运真是让人莫测，若当初姨父不选择解甲归田，说不定他现在是从省公安厅回乡养老，而不是一次次拖着老迈的身躯去省公安厅上访了。
    三个表兄弟都已经自立门户，两个已经做了爷爷，最小的三中哥刚修了楼房，姨父姨妈就和三中哥十二岁的儿子住在这栋新楼房里，三中哥两口子则在广州打工，据说是在米店里上班，人老实，老板很喜欢。
    临走时，母亲给了姨妈两百块钱，姨妈则给母亲抓了一只大白鹅，用麻袋装着硬塞进了大哥的车里。
    我和老父亲还有那只鹅坐在车后座，鹅第一次坐车，有些烦躁不安，不停地尖叫，父亲骂它，它不听，父亲就甩了它一耳光，它便不再叫了，耷拉着脑袋不敢动，连车都不敢晕了，那模样就好比我小时候因为不听话而受罚的窘态。

    又回长沙了，父母也回了乡下。我想当他们穿着新衣服新鞋子在村子里招摇过市的时候，一定会招来乡亲们排山倒海般的赞美，那时父母的脸上一定洋溢着幸福而羞涩的笑容。一想起这些，我也忍不住在深夜里对着电脑独自傻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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