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卫生部长陈竺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联合国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他说相信用科学的卫生知识武装民众，人感染猪流感可防、可控、可治。

此言一出，在网上传为笑柄。撇除其中一贯的隐瞒和欺骗公众的考虑，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对待疾病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的问题。陈部长的言下之意，便是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达，越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一意识形态，
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占据了90年的主导地位。那科学是不是真的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传染病问题呢？

早在1976，美国新泽西的军营就发生过猪流感，一个士兵因呼吸衰竭死亡了。经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检验这名死亡病人的病毒是猪流感病毒。当时纽约西奈山医院的一个微生物主任，他提出了流感11年大流行的假设。就是1946年、1957年、1968年都发生了流感的大流行，所以他认为这时候到70年代后期的时候，很可能接近又一次大流行了，所以人类应该做好准备。

那么，要不要大量地制造疫苗，给不给全国大多数人口接种疫苗，什么时间段接种？经过总统和医学专家讨论以后决定给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接种。当时，在福特总统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两个最著名的免疫学家，沙宾和沙克，就站在总统的身后。这两个人是美国创造出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且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的英雄。

看起来，科学终于可以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来预防和防止大规模致命的流行病传播了，被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类终于战胜了疾病。

但最终的事实是，这一疫苗大规模注射事件后来成了美国公共卫生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首先，后来猪流感并没有流行，其次，很多人在接种了疫苗以后，产生了各种问题，所以就有了持续10年的民众状告美国政府法律诉讼。

就科学本身而言，它是有局限性，用美国科学家亨利·波拉克的话说，就是科学和这个世界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其次，对抗流行病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其实严格的说技术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还有决策层面的综合有社会问题，有法律问题，有人道的问题。

以接种疫苗为例：美国规定所有的人都要打预防针，但是有49个州允许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可以不打预防针。另外还有19个州是允许由于哲学的原因不打预防针的。哲学的原因就是你的理论体系，思想体系，认为打了对我没好处。

在美国科学并没有凌驾于宗教和个人意识形态之上，并没有把上述两类原因归咎于迷信，相反，而是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

而在中国，被尊为“德先生”的“科学”和民主一并在“五四”期间被国人引进。最早始于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首先使用的，他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除了用于打倒国粹和传统文化，“赛先生”– 科学，更是作为破除迷信和愚昧的强力武器登堂入室，并由此成为理性、正确和全知的代称。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起了一场名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辩论。梁启超、陈独秀、张东荪、林宰平、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就“科学方法能否应用于人生问题上”发表见解，争相参战。“科学与人生观”成为当时学界热点。以地质学家丁文江为正方的“应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上”占据了上风，张君劢被城为“玄学鬼”。

这场争论代表了当时社会精英对科学的看法：科学无所不能，人生问题也不在其外。胡适说，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概括了大众心态，同时也预言了中国民众其后对科学的迷信。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曾以“五四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以科学主义的兴起为例”这个题目探讨“五四”。

“五四”运动的产生是伴随政治秩序系统与社会系统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孕育而生的。社会的这三重危机为意识形态的兴起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尤其是深刻的秩序危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机构的解体，从心理讲产生很强的心理焦虑，要求产生新的秩序；从逻辑上，传统秩序的解体产生类似文化真空的现象，外面很多东西，不需要理解、分析、论证，新的意识形态就被毫无保留地吸收进来。

全社会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信，那时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极为粗鲁。而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而且，“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

科学主义就是在此时产生了，不需要论证就被接受了。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制造任何东西，包括生命的意义。科学主义是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宗教，它未必要与科学本身扯在一起，科学家未必相信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建立在没有证据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上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科学当做宗教。

首先，它试图用最少的答案解答最多的问题。其次它的神圣性体现在当‘介入行动时，当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难题时，意识形态就容易产生，“越想越高明”。处于该意识形态里的人，认为相信意识形态领袖是道德情操的表现，并认定，相信该意识形态的人比不参与该意识形态的人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神圣”。科学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当时，“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等当时的科学主义者就是这样，骂起持不同意见者，很神气，“中华民族的进步就靠我了！”把科学当神圣来崇拜，意识形态强度越高，越有这样的问题。科学主义者表现出“我还没有跟你论战就已经把你打倒了”的意识形态优越感。

在科玄论战时丁文江与张君劢个人关系非常友好，但丁文江在论战中似乎很轻视张君劢的观点。丁文江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达，越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生观；要听科学家怎么讲就怎么做，否则就是违反了科学规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此种科学文化精神深入人心。自然科学是科学，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人的信仰也被科学之光照腰，比如迷信之与科学。

18世纪的卢梭却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被神化的科学理性所隐含的危险，他以”伦理的理性主义“的视角触及了启蒙时代的重要问题。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东西？是物质享受呢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满足？假如你追求的是物质享受，那么我们说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说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满足，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或者是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

而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相对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科学的极度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技术统治、核恐怖以及对人类绿色家园的摧毁。

以哲学著作获得1927诺贝尔文学奖的伯格森反对过度的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他提倡直觉，认为直觉能够本能地、直接地把握精神并进入精神意识的深处。

《科学史》的作者丹皮尔强调非理性因素同样非常重要。而且科学本身就充满了用自身方式难以解释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或被人们称之为错误和失败的东西，需要从更为博大的世界里寻找答案。

 科学能够发展如斯，完全依赖于这些不确定性或是错误、失败所产生的巨大动力。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而不是斗争之类的历史。后者的说法固然没有错，但是不会带来学术启发。一部科学史首先是一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才能是一部在寻找规律、纠正错误中不断完善、不断前行的历史。

在《科学史》一书中他说“我们就会知道，物理科学按照它固有的本性和基本的定义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体系，不论它有多么伟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它永远不可能反映存在的整体。”“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领悟一个神圣的奥秘……”

文章部分引用：林毓生：五四时期被误读的”科学”                  

                钱理群谈五四精神：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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