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第62届戛纳电影节将再度拉开帷幕。采访这一电影节已经十几年。对电影节的认识也由浅入深，渐入“佳（困？）境”。重读当年独家专访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的文章——共上下两篇分两期刊登——，感觉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旧文重录，与戛纳和电影爱好者分享，亦供“批判”……今天刊出全文之上）

        第57届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12日揭幕。4月29日，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据他的记忆，这还是他生平首次单独接待中国记者。

        吉尔·雅各布从1978年起，担任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负责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工作。今天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许多佳作，就是通过他的目光入选戛纳、摘取金棕榈大奖，最后闻名全球的。新世纪初，雅各布出任戛纳电影节主席一职。直到今天，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老影人仍然活跃在每年的戛纳电影节和世界其他重要电影聚会上。

        在这篇采访中，雅各布不仅谈了他对电影、作家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关系、对世界电影发展前景等的看法，而且还非常深入地介绍了戛纳电影节的内幕……相信他的谈话对中国影人会有不少启发。

对电影人而言，金棕榈是一张敲开世界之门的“名片”

郑若麟、边芹：戛纳电影节如今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戛纳已经成为作家电影艺术的同名词。年轻一代导演均以入选戛纳电影节为荣。你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演，入选戛纳电影节对他的电影生涯究竟意味着什么？

雅各布：入选戛纳，对于中国年轻影人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举成名。因为戛纳受到全球关注，国际最重要的媒体派来四千多名记者——包括电视、电台和文字记者——前来采访，对入围电影进行评介；而各国电影专业人士也大量集中在戛纳，他们将会观看入选的中国年轻影人的作品，会购买他们喜欢的作品，在他们的国家里播映。这有利于文化、社会和人员之间的交流。

        其次，入选戛纳，亦意味着中国年轻导演在将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他人的同时，亦能够在戛纳观摩其他各国影人的新作，这使中国影人可以不必到世界到处旅行便能在戛纳做这种交流。这相当于省下了几个月的时间。戛纳就像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到处找来各种食品，从中选出最佳最美味的奉献给前来戛纳的影人。而这些影人就不必再跑到市场去寻觅，只需在戛纳即可品味全世界的“佳肴”。

        再次，入选戛纳，是激动人心的事。对于年轻影人来说，代表他的祖国，在全世界的电视和摄影镜头前登上铺着红地毯的台阶，接受现场数千影迷的欢呼，这于他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典礼。而在放映大厅，如果他的作品受到观众的青睐，大厅里1400名观众会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就更令人鼓舞了！这时，影人就有权梦想获一个大奖。一旦获奖，那就意味着全球闻名，影片将更容易销往世界各国——不但价格将提高，而且销售量也会大幅增加。如果获得金棕榈奖的话，那就更是了不起——可惜金棕榈不多，57届也就评了57个。

        中国过去夺得大奖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以及未来将会获奖的新人，金棕榈或其他大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张敲开世界之门的“名片”，他们将到处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是“金棕榈俱乐部”的成员。

        此外，入选戛纳，对于所有影人来说，也是对自己才华的一种“充电”。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观看了许多杰作之后，许多影人会产生继续拍片的强烈欲望，产生再来戛纳、体验这种激动人心的感觉的强烈欲望。最后，入选戛纳，也有利于与世界电影界建立广泛的联系，结识朋友，扩大交流，还可以寻找合作机会。合作总是代表更大的成功可能，因为其中已经包含了文化的交融。戛纳是建立这种广泛联系的最佳场所。在放映电影后，影人们可以喝杯咖啡、共进午餐、聚首一晤……甚至可以聊至深夜。交谈有时与拍片一样重要。戛纳是一个节日，人们在节日中聚首，为了对电影的爱。世界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在戛纳，人们只谈电影，电影就是戛纳的全部氛围……

中国电影并未处在浪底，只是稍低于浪尖而已

郑若麟、边芹：你刚才提及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已经是“戛纳俱乐部”里的成员了。不过从他们最近的作品来看，他们似乎已经偏离了戛纳当初选中他们时的路子……

雅各布：不错，这证明他们在早期拍摄了一批精雕细琢的电影，也就是说，一些很好的作家电影，而且能够为大众所欣赏。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许他们希望自己的电影有更多的观众，也许是出于其他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更加顺应商业电影的潮流的发展……

郑若麟、边芹：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不再入选戛纳电影节？而中国导演入选、获奖的几率似乎近几年也在下降。相比科恩兄弟等导演，陈、张似乎在戛纳的生命并不长，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雅各布：这应该去问他们（笑）。至于一个国家电影在戛纳的入选、获奖，这与时尚潮流也有关。从戛纳四五十年的过程来看，戛纳的聚光灯曾经先后照射过墨西哥电影、巴西电影、加拿大电影、瑞士电影……还有新浪潮电影、斯堪的那维亚电影、意大利电影、澳大利亚电影等等，然后又轮到印度电影……而亚洲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风云崛起，也就大概在最近15年期间。当然中国在战前就有很出色的电影，甚至在无声时代就不乏佳作——我在法国电影资料馆或各种电影俱乐部都看到过不少。中国电影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大概可以说是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的。当然时尚一过，便会“过时”。不过，亚洲电影和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并没有过时，只能说稍微不如前几年那么“时髦”而已。我想过几年亚洲和中国电影还会卷土重来的。这就像大海的浪潮一样。中国电影并未处在浪底，而只是相对于浪尖来说稍低一点，因为前几年中国电影和电影人在戛纳取得了太多的成功。现在是第六代（抑或是第六代半）这批影人来证明他们的才华的时候了。比如贾樟柯就是一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导演。但纯粹的作家电影确实比较难以取得突破。但突破慢慢总会出现的。

戛纳每年都会派人去中国挑选电影。参选片由艺术总监一锤定音

郑若麟、边芹：确实，新人总是会慢慢出现的。问题是，新人出现时，戛纳是如何来发现他们的，尤其是中国的新人。是否专门有一个班子选择华语地区的电影？如果是的话，被戛纳选中的是否就是这个班子的口味？这个班子的人是什么人？

雅各布：我们专门派人到全世界旅行。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每年都到中国去，他就是克利斯蒂昂·热内。他负责远东地区。

郑若麟、边芹：他会讲中文吗？

雅各布：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正在学中文，能够听得懂一些，但不一定能说。好在他总有翻译在身边。戛纳电影节总裁维罗尼卡·凯拉女士也到中国去。同时我们还有其他渠道。比如像你们记者，也常常给我们提供信息。但我们没有特殊的班子来选中国影片。所有这些信息、电影等最后都集中到艺术总监弗雷莫那里，他最后一锤定音。我曾担任了25年的选片艺术总监。现在轮到弗雷莫来做决定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最后裁决。你们看，戛纳也需要年轻人来接班。我们有时也会有争论。有的影片未能拿到出口许可证，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拿到戛纳来，这就需要等待，需要沟通……不能着急。

戛纳选片不涉及政治或道德因素，惟一的选择标准是艺术质量

郑若麟、边芹：说到许可证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前些年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撤出了戛纳，据说是因为戛纳认为此片“太正面”了……

雅各布：不，戛纳在选片中不涉及政治或道德的因素。惟一的选择就是影片的艺术质量，因此是人人均等。每年世界生产出200多部高质量的影片，戛纳从中只能选择20部。因此有时今年选这个，明年就选那个，以便人人都能有机会轮到。

郑若麟、边芹：不过人们看到的更多的似乎总是那几张面孔……

雅各布：确实，很多人批评我们选来选去总是那一批人。正因为如此，近年弗雷莫非常注意入选一些从未来过戛纳的影人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些大导演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多年来他们经常前来戛纳，难道我们可以对他们说，对不起，你们老了，我们不爱你们了，所以我们不再选择你们的影片了……这对他们会是很痛苦的，对我们也一样。因为戛纳就像一个大家庭……但要是没有新人出现，那家庭就会中道衰落，也是不行的。总之，我们没有足够的位置满足所有的人。要是能选入五十部电影就好了，但这不可能。

我只需2至3分钟就大致知道影片能否入选

郑若麟、边芹：您刚才提到有一位年轻人到中国去选片，那会不会因此而使戛纳对中国电影的视野局限于某个个人的口味？

雅各布：你们的这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担心，我们一直在注意不要形成一种惯例。

        如果形成一种惯例，你就总是碰到同一批人，就总是在同一个朋友圈子里打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中国。弗雷莫也去中国。现在一个戛纳人到中国去，比如到上海，消息就会在上海的影人圈子里传开来，于是很多人便跑来给我们提出各种建议，比如看看这部作品，与那位导演谈谈。有时我们得到某个消息，一部影片本来并没有介绍给戛纳，但我们也会提出要求，想看一看。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筑在朋友的基础上。要是大家彼此不认识的话，那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在汇集了足够的信息之后，才由费雷莫最后拍板决定。对于戛纳来说，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决定哪部作品入选，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此之前电影都还没有拍完。因此我们总是匆匆来去。我们不能在中国呆上个15天，然后再到印度呆上15天。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呆长一点。但我们不能。这时朋友就起很大作用。一般在中国还能呆上个三、四天，有的地方仅一天。比如我曾到匈牙利，在24小时内人们拿来了15部影片给我看！当然我不可能部部从头看到尾。一般看了一段之后我认为不行就立即停止，放下一部。当然我们也会犯错误，漏过一些好影片或选入一些一般的影片。我在25年里看了那么多的电影，以至于我一般只需要看2至3分钟之后就大致能够知道这部影片能否入选戛纳电影节，然后再看下去就是为了让影片来印证一下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当然有时会有这样的现象：在几分钟内感到这是一部好片子，甚至看到一小时也仍然很好，但影片结尾却把一切都砸了。经常会有这样的片子。那时的失望是巨大的。而要是看到一部从头到尾都非常精彩的电影时，那种愉悦是难以形容的。

戛纳鼓励“为大众拍摄的作家电影”

郑若麟、边芹：中国影人一直有走向世界电影市场的愿望，但中国影人却不太明白究竟什么样的电影能够既得到世界影坛青睐、同时又能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为了振兴像中国这样一个电影弱国的民族电影，你认为究竟是走市场电影的路，还是走作家电影的路更有希望？你认为像戛纳这样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雅各布：戛纳电影节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鼓励中国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剧作者，朝着我早在1978年时就曾说过的一个方向发展……

郑若麟、边芹：“为大众拍摄的作家电影”？

雅各布：（大笑）看来你们对我都已经很了解了。对，完全正确。我为什么这么定义呢，是因为我发现伟大导演如费里尼、伯格曼、科波拉、希区柯克……都是非常关注他们的电影能够为广大观众所理解的。他们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艺术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难拍的，但却始终是易于理解的；如果无法让公众理解，太过知识分子化的话，那不如写一本书，而不要拍电影。要知道，拍一部电影是很贵的，要花很多钱，要使收支相抵；同时也不应讳言电影确实是一项工业，是一个集体创作，需要很多金钱投入，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感觉，拍一部自我欣赏的电影，讲述他在自己房间里的自我感觉，那是不会有人感兴趣的。电影必须令世界感兴趣。而要世界感兴趣，那么要么你能够打动人心，要么叙述一种普世的感情或传奇。有的电影无法超出它的国界，就在于其局限性。比如有些轻喜剧，它在本国如法国、意大利等非常受欢迎，但一出国境，哪怕是到近邻的比利时、荷兰，观众也不理解，不明白。那就是说这是一部太过“地方化”的电影。而有的电影，比如去年在戛纳获奖的影片《野蛮入侵》（最佳剧本奖），就是一部世界化的电影。因为我们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同样的状态，不是有家人病了，或就是临终前希望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影片触及了一个人类共同的感情，因而十分感人，是一部成功之作。

在商业电影和探索性电影间寻求自然平衡

郑若麟、边芹：为大众拍摄的作家电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万事大吉。但是不可能部部是这样的佳作的。那么照你看来，一个国家的电影业，比如中国，到底应该侧重于商业电影呢，还是探索性的艺术电影？

雅各布：一切都在于如何求得平衡。要拍探索性的艺术电影，就要有钱，要想有钱，就必须拍商业片。当探索性的先锋电影比例过大，就会对使之赖以生存的商业电影造成损害。反之，没有探索电影的话，电影本身就会死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平衡的结果。压力过大，就会引起反弹。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反弹。

每次操办电影节，是快乐也是痛苦

郑若麟、边芹：在你半个世纪的戛纳电影节生涯中，什么时候是你最为感动的一刻？

雅各布：那是第50届戛纳电影节。当时我们汇聚了28位金棕榈奖的获奖者欢聚一堂，一起登上舞台，那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全世界的伟大影人都在场。那真是令人难忘。三十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交流我们对电影的爱；我们知道我们都老了，我们都非常地怀旧，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世界的电影奉献了很多，我们使人们产生拍电影的欲望，热爱电影……

郑若麟、边芹：有快乐就会有痛苦。你最痛苦的是什么？

雅各布：最痛苦的事？那太多了。你们知道吗，在戛纳的十二天总是非常痛苦的。快乐的是准备期间，而真的到了戛纳，总是有些问题没有想到，总是会发生一些意外，总是会有人提出一些你无法满足的要求……最痛苦的事，对了，是1983年，我们进入新的电影放映大厅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时间预先进行预演。结果什么都出问题。放映电影的放映机灯泡居然都爆了，结果大厅里一片漆黑，无法放片子。影院里一片嘘声……我召开了行政会议，差一点就宣布电影节停办了……

                                                                                                  本文发表于2004年5月3日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