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还有什么学校可以称为“大学”？

发表于 2009-05-11 11:41:57

中国过去很少出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现在，由于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无业大学生的人数猛增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去年毕业的560万名大学生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至今还在找工作。今年又有610万名毕业生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骤然成为了全国的优先重点。

中国的这一困境要归结于类似全球信贷泡沫的高校扩招。按照政府的要求，中国的高等院校每年扩招多达约30%，在近十年来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如此，还建设了巨大的新校区。大家认为资金不成问题：多招学生意味着多收学费，可以用于偿还扩招扩建的贷款。然而，这些计划太过乐观，使得大批院校债务缠身。

对中国的长远前景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扩张速度太快，偿还债务的压力太大。所以许多学校滥发文凭，毕业生的质量极差。张卫东毕业于一所从未开设过计算机专业的中医药大学。他懊恼地回忆说，教室里过于拥挤，学习材料匮乏。他说：“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有什么价值。”

罗伯特·乌贝尔负责纽约大学在中国的一个项目，专门为外国公司培训年轻的中国雇员。他说：“高校系统和经济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中国毕业生往往缺乏实践技能。”

中国有几十所重点高校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慷慨资助。由于这些学校的扩张受到北京的控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遭遇资金困境。但除了这些重点高校之外，还有近2000所院校才是中国绝大多数本科生就读的地方。官方人士和独立研究人员说，几乎所有这些学校都背负着还不清的债务。

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组织救助行动。去年，富裕的广东省要求银行重组向大学发放的贷款。中国教育部官员曾表示，高校债务是优先重点。由于缺乏校友捐助的传统，中国的高校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获取偿还债务的资金：降低成本和招收更多的学生。政府数据显示，教师工资封顶或下调，购买设备的计划暂缓实施，课堂规模平均增大了一倍。

上述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谈中国面临大学扩招后的毕业生过剩问题的文章中谈到的内容。笔者从近来中国媒体“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活动报道中，却还有另一番感受。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日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狭义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1917年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1927年的北伐为界。但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人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

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图强的政治运动。但后来的人们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说明民主与科学才是五四运动的精髓。五四先驱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治和“创造精神”。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新中国诞生；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就开始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建国后，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

我们都知道，五四时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盖棺论定都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内对旧学有所贡献。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出国留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即使在国外的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最显著的，如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鲁迅与钱玄同则同时在东京向章炳麟问学。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时代学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解释。

章炳麟反对白话文，却主张读经。由于章炳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因此要比康有为来得大。鲁迅在1908～1909年之间曾在东京民报社向章炳麟问学，同时听讲者还有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

90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平会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享有的特权划归日本。大陆的李泽厚先生提出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胡适先生晚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台湾的余英时先生则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持续激进化的过程”来审视五四运动，认为中国近代激进变革的思想，自鸦片战争后在政治层面日益加深；而五四运动则是激进思想进入文化领域，颠覆并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分水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人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极端激进因子，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而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20年前开始，官方基本不再举行隆重纪念五四活动；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爱国，呼吁当代青年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官方颂扬的革命行动。

长期以来，政治却总在垄断着五四运动的诠释权。在政治诠释下的五四运动，文化上的启蒙主题被有意省略，当年中国知识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隐身不见了。运动的意义被窄化为单一的爱国主义；可是在今天官方舆论机构的国家即政府的鼓吹中，显然这种爱国主义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当时的五四就是反政府的。其实，由爱国热情点燃的五四运动，背后凝聚的并不是单纯的政治意图，而是对整个民族的进步追求，和爱国维稳无关。

如果不纪念“民主”和“科学”的五四，那么官方纪念五四，就只能一边硬着头皮纪念一边担忧五四的纪念给政府带来麻烦。

从五四纪念的悖论，联系到目前的大学状况，也就让人哭笑不得。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长期以来，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官方的功利性的政治意志，已经使得中国的大学变成没有主心骨的功利场；如今，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更是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五四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在北大早成绝响，也在全国范围内荡然无存。中国的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功利主义的政治强化、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甚至使得大学成为莘莘学子造假成风、惟利是图、心口不一、人格分裂的铸造所。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悲哀，也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长期的隐殇。

如今，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似乎成为大学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已被大学长期遗忘。现在的大学，爱国的旗号成为追名逐利、不问真理的标志。当前经济危机下，大学毕业生失业、无业的人数猛增到了危险的程度；看似是大学扩招的结果。但深究，就不难发现背后的原因。即使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如今的大学生也很难和20、30年前大学生匹敌，更无法和90年前的大学生媲美。

90年岁月沧桑。当年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敢身影和呼唤“民主”、“科学”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丰碑，成为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和爱国的标志。

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现在这样一种特殊形态，在于它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中国的大学生之所以从“天之娇子”沦落为“剩男剩女”，是因为大学的功利主义，在现实中四处碰壁。

如果失去“民主”和“科学”的真理追求，那么在中国,还有什么学校可称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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