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国内确诊了一例H1N1患者，而且路过北京并停留一夜，今天给学生讲课的内容马上就变更为关于H1N1的预防等内容，虽然这有些不符合正常教学规定，但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个时候告诉大家怎么做可能会有用。尽管本病在传播途径上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毕竟行动胜于等待，先做好我们能做的再说，预防胜于一切！

难免回想起2003年SARS的情形，比照今日，感触颇多。曾经的那种感觉还记忆犹新，现在总结一下，好像只能用恐慌来形容。

记得当时先在电视里看到广州不明原因发生类似于肺炎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紧接着北京大面积流行，而白医大成为了“重灾区”。每天都看到患病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小道消息也不断扩散，每一个都说得和真的一样。害怕，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当时正在读临床学位，每天都在医院里。其实那时候已经听说北京封校了，说心里话，我们也在期盼着学校能封校，这样就可以从临床撤出，减少和患者接触的机会，减少不少风险。想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因为研究生整体心理上都不平衡。我们学校属于行动比较迟缓的，当然，领导们可能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那时候是感觉学校的行动太迟缓了。北京已经封校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如果让我们坚持在一线的话，我们不是不可以，不过请给予我们同医护人员相同的待遇，因为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更糟。当时有一个在心电科室轮转的同学回来就讲，病房需要做床头心电的，原来都是大夫自己去，或者带着实习学生去，现在出现了这些传染病，大夫都不去了，都让实习学生去。听了这些，我们会做何感想？！附属医院行动得比较早，给医护人员发了口罩、预防药物等等，但是没有我们的，尽管我们每天同他们一样工作在一线，心里真是挺难过的。

那时候口罩已经脱销了，男友的妈妈从外面寄过来100个N95，就是那种猪嘴口罩，每个折合人民币20多元。戴在嘴上，罩着鼻子，不仅呼吸有点困难，口罩上面有皮筋接头的地方把两侧的面颊都磨破了，对于我这样一个爱护皮肤的人来说也无疑是一种摧残。做了2套像手术室穿的衣服，把身体严严包起来。一夏天没有穿裙子和凉鞋，以至于后来在商场买凉鞋试穿的时候，白白的脚配着黑凉鞋，显得如此突兀。有生以来配了第一副眼镜，平镜，为了能把眼睛遮挡一下。现在想想，那眼镜真是白扯，上下左右都露空，只当前面能有啥用呢。没想到买风镜。药物就不必说了，那时候由于心理恐慌盲目高价抢购的药物现在还在，都是一些清热解毒凉血的药物，前几天刚刚扔掉了一斤双花。藿香正气确实管用，肚子不舒服经常喝一点，所剩无几。西洋参不知道药效还有多少，泡水喝，泡剩下的嚼嚼吃了。印度奇南香还在衣柜里放着，发现芳香避秽的东西还能防虫子。

那时的针灸科和骨科在同一个疗区。针灸科疗区有4个医生，主任、一个40岁左右的女医生（主治），带我的一个30几岁的住院医，还有我。针灸科病房住着9个患者，我和带我的老师算一组，负责6个，那个女医生负责3个，其中她有一个黑龙江来的外伤性截瘫的男性患者。由于不是我的患者，所以不过问他的治疗，直到有一天自己值班的时候这个患者出现了发热，38度多，回报给他的主治大夫，也就是那个女医生。自从我汇报了情况之后的第二天，她就没有来上过班，跟主任说她得了过敏性紫癜，在家休息。联系她平时的一贯表现，我很清楚她是“怕死”，躲在家里避风。我也害怕，那一阶段，只要哪个患者有发热，医生都会高度警惕。如果真是传染病，我还要回宿舍，可能会连累更多的人。可是又不能不管患者，于是9个患者都在我手里了。经过会诊，考虑那个发热患者是药源性引起。患者一家经过了这个事情，拿着医院给开的证明，匆匆踏上火车，返回了黑龙江。那个女医生的行为被我一直鄙视至今。

医院已经成立了发热门诊，有发热患者，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热患者一律到发热门诊就诊，疗区里除了呼吸内科之外，其他疗区是不允许随便收治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当时我们的科主任，比较喜欢走“上层路线”，喜欢搞关系，不钻业务。而我这种骨子里清高的人是最容易看不起这种人的，尽管从现实角度讲，这样的人升得最快。一个下午，带我的老师休班，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走过来跟我说，“一会儿有个患者过来，你收一下”。我问：“什么病？”他说：“肺内感染。”当时我就急了，这时候各个科室都唯恐避之不及，医院也有规定是不允许随便收治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他怎么还这样呢！“肺内感染怎么能收到我们科呢？！”我的语气第一次跟主任那样强硬。“肺内感染当然能收到我们科！”他也急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收了。之后知道这个人是公路管理局的局长，那时候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害怕住到呼吸科被隔离，就找到主任要求住到我们科，针灸科是比较干净的科室。主任送他个人情，把我推到了前面。骨科主任知道了一切，对我表示深深地同情。

就这样，每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奔走在医院、宿舍、食堂，尽量给自己加强营养，锻炼身体。每天大家都彼此鼓励，没事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每天也对彼此说，如果我有事，不要管我，好好照顾自己。每天早晨的分开，都感觉可能从此生离死别。从那时候开始，终于明白了其实人对未知的东西才最恐惧，而我们未知的又太多太多。恐惧，使我长时间处于易激惹状态，感觉委屈，爱哭。医生，职业的性质要求你不能退缩，可是我真的怕。

不知不觉，那场突如其来的病忽然间烟消云散，生活依旧，我们还活着。知道有很多医大的医护人员被感染了，临行前的送行、许诺，最后兑现的很少，很多人留下了终身残疾，由于感染后被大剂量注射激素。……

我们还是挺过来了，代价可能是惨痛的，但是惨痛代价之后的今天，换来的是对H1N1的正视，问了一下师兄，现在各级医院严防死守，一切要遵守传染病法。我也问过我自己，我怕吗？H1N1已经来到了北京。而今，我已可以泰然处之。因为经过2003年，对待传染病的心理更成熟了。经过了那次飞点，我们变得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