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语国家以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与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特别是与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冰封的状态中。由于美国的拉拢和打压,加之有求于美国,当时主要的西方大国都没有承认新中国,更不用说建立外交关系,甚至在美国的带领下走上了反华的道路。
尽管如此,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西欧大国英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二号人物”却不顾美国的压力和恐吓坚持要承认新中国?要知道,二战后英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那么又是那些因素使得当时一切仰赖于美国的英国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和甘冒英美关系的倒退而急于承认刚成立的新中国呢?
毋庸置疑,当时的英国政府绝对不是因为同情或怜悯的因素,而是出于自身的重大利益的考虑。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英国政府依然占据着中国的香港地区,而且出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和香港自身的重要的战略、经济、金融地位,英国根本就不想放弃这一“宝地”,如何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成为英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当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的口号来号召民众并最终建立新中国。当时中国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就当时看来,收复香港、澳门等西方国家侵占中国的领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何尽最大可能的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尽可能的拖延、维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成为英国当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当是情势而言,英国政府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单方面以武力强行收复香港以及澳门等。因此,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进行,英国方面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英国也急切希望能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建立关系,在希望在香港问题能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协商、谈判,并寻求中国领导人对当时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政策。
因此,当英国得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当时的英国驻华使馆已随国民党南迁,但英国政府内阁依然做出了承认新中国,并寻求建立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甚至正式的大使关系的可能性。英国政府也希望通过此举赢得新中国领导人的好感,以在香港问题上能捞取一些利益。
其次,由于近百年的侵略和经济渗透,当时的英国政府在华有大量的投资和资产。英国并不像美国那样“财大气粗”,出于二战后英国艰难的经济形势,英国政府并不想放弃在华的巨大的利益,甚至想趁美国的退出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以促进英国本国经济的好转。巨额的经济利益也吸引着英国急于承认新中国、改善中英关系。
再者,当时横亘在改善中西方国家关系之间的障碍除了美国的反对之外还有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当时的英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对国家事务已经不能再“指手画脚”,因此对当时已经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并没有美国的那种关切感和责任感。因此,英国虽然受到美国的指责和反对,但依然准备做出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新中国的内部决定。另外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也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因此,出于现实的考虑,英国也只能“弃小保大”,放弃蒋介石转而寻求承认新中国。
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当时英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问题上采取了承认和支持的态度。对于英国的表态,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政策。但由于美国的阻挠以及后来形势的变化发展,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趋于保守,中英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式的大使级关系而是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直到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才由代办级正式升为大使级。
博文说出了一些道理!但,我想说的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统一战线理论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解放香港指日可待,然而,为了新中国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解放军向南进军的脚步嘎然而止,由此,香港为新中国打开了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这是政治家的大智慧,这也让新中国有了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底气!为日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内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是理由,凭英国海军实力,中国不敢打;即使打,未必能守住!
老蒋天天缠着英国鬼子要香港,啊毛只字不提,你说英国鬼子承认谁??
国际像棋的思维又一次遇到围棋思维.....
"不是理由,凭英国海军实力,中国不敢打;即使打,未必能守住!" 抗美援朝都敢打,连香港都不敢打可能吗??
"老蒋天天缠着英国鬼子要香港,啊毛只字不提,你说英国鬼子承认谁??"""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1950年9月22日说,“如果苏联人用某种手段使我们卷入同毛泽东的陆上战争,克里姆林宫将会兴高采烈。我们的资源和人力所承受的负担会耗尽我们的精力,而苏联人就可以推行征服人类的穷凶极恶的计划,不害怕会有有效的反对。”
艾奇逊的话,也并非完全是诬蔑:“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
有一点很明显,就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驻军,划分势力范围,大搞商业垄断,违反了联合国于1949年12月八日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规定“避免(甲)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乙)在中国领土内求取各种特别权利或特权。”问题是,中国自己不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联合国也就没有替中国出头。
社会制度并不是造成中国上述外交政策的关键,今天的中国仍然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绝不会再把台湾放在一个可以牺牲的位置上,而且我们今天理解的“共产主义”也不再充当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人的思想时刻都在进步,就算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甚至外交环境不变,外交政策也会变的。以“社会制度”来为当年错误的极端主义外交政策来找到一个“合理的依据”,主张“社会制度决定外交政策,再无回旋余地”,只会徒劳无益。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下,八十年代后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外交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可见“社会制度”或曰“意识形态”,并没有把中国捆得死死的,丝毫动弹不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僵化的、静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也并没有呆板地规定,一国在制订具体政策时,非要怎么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