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BBC中文网报道，最近中国山西省临汾市市长空缺6个多月无人接替，炙手可热的官位，成了烫手山芋。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发生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导致300多人死亡；随后上任才几个月的临汾市长刘志杰被解职。有人说，晋官难当，临汾的官更难当。三年之内，临汾换了四任市长，山西换了四任省长。

山西是中国主要产煤省，亦是矿难频生之地。去年9月，襄汾的铁矿尾矿库溃坝，导致276人死亡，当中涉及官员隐瞒事件，上任不足一年的省长孟学农即乌纱不保，并由原籍山西、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亲管理总局长王君空降接任。王君上任仅5个月，又遇山西屯兰煤矿爆炸事故， 74人死亡，114人送医观察治疗。讽刺的是，就在这次矿井爆炸发生前3天，山西刚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上省长王君两次谈到“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并解释其中含义：“谁愿意被别人骂？我们已经哭不起了！在这个位置上就没有退路，就算捱骂，也必须履行职责。”他对到会的11名市长和119名县长说，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之年，安全发展必须“干出个名堂来”。

该事故发生后，太原市检察院、古交市检察院迅速派出干警赶赴现场，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搜救，维持现场秩序，同时就事故发生的原因、后果和相关人员的责任等问题展开调查，搜集相关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介入，将重点就事故发生背后有无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展开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也赶赴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指导事故处置工作，转达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遇难者的沉痛悼念和对家属的亲切慰问，要求山西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做好遇难矿工家属的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痛下决心，狠抓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和死角，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也有专家纷纷分析山西矿难事故频繁的原因，关键离不开“多、小、散、乱”，亦即“煤炭企业多、规模小、分布散、管理乱”，加上机械化程度低、专业人才少。曾有安监部门官员直言，山西煤炭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矿井装备水平不高、办矿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已是历史性问题，难以根本解决。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统计，全省三十万吨以下的小型矿井，仍有1926座，占省内矿井总数的六成八。全省的煤矿从业人员多达100万人，但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百分之九，大部分矿工只有小学程度；等等。

德国著名矿山开采安全咨询机构DMT为许多国家的采矿企业提供传动技术、通风技术等专业技术咨询服务，该公司矿井服务业务部负责人阿沛尔多次实地考察过的中国矿井安全问题。作为矿山开采安全咨询机构的专家，阿沛尔认为，在中国矿井的安全条件水平不一，有设备现代的安全水平高的矿井，也有相对落后不太安全的矿井；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矿井的基本问题就是甲烷气体，它存在于煤层间以及周围的岩层。甲烷是可燃气体，在一定的浓度下可以引发爆炸，如果在井下甲烷气体聚集，而采掘的过程中机械和岩层摩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爆炸，而爆炸又会引起碎煤燃烧。但是，通过相应的测量技术和相应的防爆炸措施，这类事故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防止事故发生，但是通过安全装置和措施，至少可以将事故的发生率和规模降到最低点。阿沛尔到过中国好几次，认为乡镇级别的小矿井的安全操作水平很低，而资金雄厚的国有大型矿井同样也有可能不重视矿井安全。

但山西屯兰煤矿作为全国煤矿的“样板工程”，设备一流、技术先进，也发生特大伤亡事故，引起山西省煤矿安全治理的反思，因此，山西省政府决定从3月1日起，全省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骨干煤矿、市县营煤矿将开展为期一年的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在交叉检查、复查、省级督查过程中，煤矿自查不认真、存在重大隐患等现象一经发现，矿长就地免职，同时严肃追究相关检查人员的责任。“小煤矿的安全是重点，国有大型煤矿的安监也不可掉以轻心。”这次专项整治以治大隐患、防大事故、有效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为目标，对所有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骨干煤矿无一遗漏的进行排查，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安全无保证的矿井将一律停产整顿，对证照齐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将进一步加强监管。

中国劳工通讯驻巴黎代表蔡崇国分析还认为，防止矿难必须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中国的煤矿中，小煤矿数量占近80%；小煤矿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比例占到矿山事故的60%之多。蔡崇国说，中国这几年对煤矿安全整治的重点放在中小型煤矿，关闭了一些安全生产不合格的小煤矿，但是对大型国有煤矿的安全工作比较放松。实际上大型国有煤矿的管理和私有煤矿是差不多的,“很多大型国有煤矿说是国有，但很多矿井和采集实际上承包给私人。私人承包商雇佣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没有经过技术培训。”

蔡崇国表示，对大型国有煤矿和对中小型煤矿发生矿难的处理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大型国有煤矿发生矿难，舆论立即要求处理事故责任者。山西屯兰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负责安全生产部门立即宣布，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矿长、总工程师被免职，并撤销了负责安全生产的副矿长的职务。蔡崇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正确，而且危害很大,“处理煤矿事故责任人绝不能跟着舆论走，要根据详细的公开调查以后谁的责任就处理谁。现在煤矿事故这么频繁，一出事就马上处理一批人，而不明确具体的责任。最后谁都怕负责，有经验和没经验，负责和不负责任的人全在一起受处分。”

蔡崇国表示，发生矿难之后必须要允许记者深入独立地进行跟踪报道，事故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工人、工头的反应是什么样，“现在中国的采煤地区都被地方政府和黑社会封锁住了。事故一出，地方政府先封锁现场，把家属限制在旅馆里不让他们接触记者。没有记者能够进行独立持续的报道。事故发生后，我们无法看到具体的赔偿方案是否落实，责任人是否查清责任得到处分，防范措施是否得到改进。这样的报道都没有。”

除了允许媒体进行独立和跟踪式报道之外，蔡崇国认为，必须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介绍说，中小型煤矿几乎没有工会组织，大型煤矿有工会组织，但是工会都是听从于矿山领导。很多情况下，工人知道瓦斯检查员不负责任，但是却不敢拒绝下井，最后成了矿难的牺牲品。工人没有权力是煤矿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采取措施，怎样能让下井的矿工自己组织起来，至少能组成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小组，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有权利拒绝下井。而且因为安全问题拒绝下井不会被矿山解雇。同时，工人组织起来能进行安全生产的自我教育，互相监督。他们的监督和煤矿安全生产监督局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形成新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这样，中国煤矿事故才有可能减少。”

种种药方，似乎都能治病，但都无法根治。比如，为整顿矿场安全，山西还特别从大型国有煤矿和地方骨干煤矿，选出98名专业技术人员当各市、县的市长、县长助理，以专家加强管理矿场安全，但似乎都无法阻止矿难惨剧重演。

山西亿元GDP死亡率为0.5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七成。就业人员10万人死亡率为8.59，较全国平均水平高两倍。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为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九成。今年1月份全省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宗数上升25.3％、2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剧增。去年国家公布的10项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山西省有6项指标较对上一年上升。

临汾这座人口4百万的城市是山西的能源重镇，有重多煤矿和铁矿。众多的煤矿造就了富甲一方的“煤老板”，也形成了钱权勾结的地方势力。“煤老板”为谋取暴利而不顾安全生产，导致矿难层出不穷。而随着中国官员的行政问责加强，在临汾做官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当地官员要为当地矿难负责。山西民间有“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的说法，意思是临汾矿难频繁，使山西像走马灯一样替换省长。

据说时下中国官员中流传抱怨：“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临汾市长长期空缺似乎说明了中国当官不风光的一面。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说，临汾现象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目前中国当局担心社会矛盾激化，加强了官员问责制度，这是进步的一面。不过，中国官员问责制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诸如临汾官员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当地官员要为矿难负责，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官商勾结的势力面前无能为力。

当地“煤老板”和其他利益集团背后有强大的后台势力可能令临汾市长不能放开手脚去解决安全生产的问题，比如关闭非法违章的煤窑和矿井。丁学良举例说，15年前曾有交通管理官员对他抱怨交通官员行政级别太低，以至于无法有效执行交通法规，因为交警碰上级别高的官员就无法有效约束和惩罚违章行为。他通过这个例子说明问题在于缺乏法制。如果仅依赖行政权力，而不依赖法律权威，那么交通警必须要有相当于一国政府首脑的级别才能要有效执法。在法制社会，执法依赖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人员的行政权威。

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煤矿主背后的后台级别高于当地市长，临汾市长就无法有效使用行政权力，就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据说临汾市长并非不想有所作为，有的人上任后还没来得及摸清当地情况，就赶上大型矿难，随后被免职。

“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有人指出，贪腐现象不除，山西换多少官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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