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何时申请综援

                       卢麒元

    笔者预计，按照目前香港政府现行的财政管理办法，香港将于2017年之前，彻底失去预算平衡。香港政府将依据基本法向中央政府请求财政支持（类似港人的综援）。中央政府将被迫用大陆纳税人的血汗钱，来维持一个豪华政府的体面生活。

香港曾经是一块福地。两千年以来，中国地运东南行，到香港冲角而还。一块弹丸之地，承接着祖国复兴之大势，得天独厚，数十年尊享九省通衢之利。不过，幸福还是短暂的。上天不会永远偏爱这块土地。1997年后，香港发展的巅峰期终于过去了。香港既要面对严重的金融风暴，又要迎接后起之秀的无情挑战。香港回归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了。得自大陆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用尽了。香港自身却未能重建新的竞争优势。尤为严重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对于香港未来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精英阶层仍然处于贵族化（不劳而获）的过程中。而中央政府受限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未能给于港人明确的指导和必要的约束。

笔者数次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是贸易发展的结果。贸易结算才能产生金融中心。那种认为建立股票交易市场就能建立金融中心的认识是肤浅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的主体永远是商人银行，商人银行因为交易行为而存在和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此说来，香港的灵魂是贸易。所谓四大支柱产业之说，根本不得要领。贸易才是真正的支柱。香港以贸易立港，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不明白这一点，单纯地强调金融中心，必然发展成为持牌赌场。十二次的预算案一直都不上路。长此以往，资源耗尽，衰败在所难免。

中央政府忽略了港人的基本特质。港人认真、勤奋、灵活，拥有极为优越的商业天赋。但是，由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港人普遍缺乏战略性思维。港府的公务员队伍根本不具备战略规划能力。对于香港未来发展港府和立法机构几乎没有方向感，遑论系统规划。大家实际上在遵循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什么都不变。世界在变，唯独香港不变。这是一个等死的逻辑。

香港的未来在于重建亚洲贸易中心的地位。

成为贸易中心的核心要素在于交易成本。构成交易成本的要素如下：

1、存储费用。2、交通费用。3、财务费用。5、法律支出。6、信息支出。7、交易速度。香港执政当局对于交易成本问题要有清醒认识，香港过去的优势在逐步转变成劣势。香港上述所有的费用和支出都在增长。唯独交易速度在下降。因长期执行错误的财政政策，香港的有形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因长期执行错误的人口政策，香港的无形交易成本反复上升。香港的高地价政策，使得百物腾贵；香港的人口政策，使得高端产业举步维艰。昂贵的香港，无法出现浙江义乌式的新型交易中心；傲慢的香港，无法吸引年轻的马云和阿里巴巴。昂贵，是可以抱怨英国人的；傲慢，可以归罪于谁呢？回归十二年了，香港的人口政策迥异于全世界，香港大量吸收娱乐和体育明星，香港宽容地接纳异地生育子女，唯一严格限制的就是大陆优秀的人才。贵族心态演变成反智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一个仰赖优秀移民发展的城市堕落到这种地步，令人匪夷所思。没有人才的聚集，又如何产生资本的聚集。金融中心空心化，唯余一批投机客，结果只能是另一个澳门而已。

在曾荫权先生当选特首时，笔者曾经在《香港商报》维新视角专栏发表一封公开信。对香港的改革开放提出系统的建议。初始获得一些响应，随后不了了之。笔者阅读了港府回归后的所有预算案，以笔者有限的专业知识也能发现，港府始终在回避涉及香港前途的战略问题。其中，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十二年了无新意。一句五十年不变，落实的完全彻底。问题是，香港不变，上海变了，深圳变了。不变意味着迅速被边缘化。

香港社会需要深入的思辨与讨论。香港不仅仅是需要变革，香港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香港精英阶层要脱去长衫，重拾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

第一，香港应该调整移民制度。香港应该放弃歧视大陆精英的移民政策。香港的移民制度和移民政策必须立足于与人才输入与资本输入。香港一旦引入大陆精英与香港精英的竞争机制，香港的经济与文化将迅速重现活力，香港社会发展将会出现第二个春天。否则，台湾一旦先行一步，大江东去，香港回头已是百年身。

第二，香港应该实现财政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小政府的传统财政理念；另一方面，要敢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十二年来，政府的角色未变，但是政府的制度成本却不断扩张，已经违背了有限政府的理念（责任有限而成本无限）。十二年来，无视香港特有的语言和制度优势，坐视全球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政府未能提供新型产业发展必要的政策扶持。

第三，香港应该实施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笔者反复强调，香港拥有语言和制度优势，在大中华地区信息产业链中，香港最有条件成为信息产品主要供货商和交易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让香港成长成为信息商品的世界交易中心。笔者曾经写文章批评香港的电讯企业，目光太过短浅，仅仅建设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不够的，必须高度重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内容供应，这是香港3G业务长期亏损根本原因。当然，这也是香港产业政策的盲点。香港影视制造业衰落了、广告业衰落了、动漫制作业衰落了、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写作和出版行业衰落了。问题很简单，还是人的问题，还是政策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却需要完善。港人的含义是全体香港同胞，绝非特定贵族化的精英阶层。高度自治的含义，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进行低度的干预。主权和治权应该有机分离，而不是截然分离，更不是彻底分离。中央当然要为全体港人和他们的未来担负起主权的责任。这个责任，当然不仅仅是将来为香港提供财政综援。

笔者曾经问过香港某政党的领导人，为什么香港的政党没有经济政策白皮书？他很惊讶地看着我：“市场经济难道还需要经济政策吗？”无语！

一个专业的财政专家，是可以精确测算香港预算平衡点的。但是，财政的真正难点不在“财”字上面，而在于最终那个“政”字上面。由此可知，解决香港问题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