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革命者

在大革命时期，有这么一位老人，他家出了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儿子是共产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是工人运动的总指挥，女婿是黄埔军校中著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一杰，老人自己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坤士，但却因为拥有坤士的身份，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最终被革了命。

这位老人就是前清秀才李昌圭，他是李立三的父亲，蒋先云的岳父，和程潜是同乡，也同年，就是同一年中秀才的意思，不是年龄相同，年龄相同是同庚。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清党之前的蒋介石为了维护左派形象，在从南昌到武汉的途中，经过湖南的醴陵时，召见了这位私熟先生，目的就是拉拢这位老先生家的两位有名的共产党人。不久武汉三镇就疯传这位老先生在农民运动高潮时也被革了命，而且是在自己声明了支持革命，并持有从武汉带回的中央给基层组织担保信函的情况下被杀害。这事的真伪现在不容易考证，有正反两方面的说法，正方的说法是两个反面人物，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真正的叛徒龚楚，他们都认为有这回事，持反方的说法只见于党史专家，《李立三》一书的作者唐纯良，对于正方说法只是凭回忆，反方专家的考证应当更加可信，专家并说明了李昌圭死于1941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农运高潮时，有关李昌圭被杀的传闻在武汉三镇闹的沸沸扬扬，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就信以为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将这传闻扩大以达自己的目的。这种目的之一就是挑拨分化，让共产党人内部产生分歧，实际上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党内意见不一，对农民运动不能达到一致看法，这也是后来大屠杀开始后牺牲这么多革命者的原因中的一个，好在李立三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这种分化作用有限，否则，历史可能又多了一个叛徒。

在我们的印象中，李立三是一个反面人物，就算不是反面人物，都没有坚定的革命者这么高大的形象，是个犯了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人物，他所代表的“立三”路线曾经是革命灾难的代名词，历史上这个错误路线是以千百万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才得以纠正。这应当是个误区，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还有许多误区需要我们去纠正，许多历史迷雾要我们去分辨清楚。纵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毛泽东主席获取领导权走上正轨前这段历史，党的领导人或主持过实际上工作的领导人先后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八人，八人中有两人被捕遭杀害，向忠发和瞿秋白，向忠发背叛信念，瞿秋白坚贞不屈；有两人自动脱党，陈独秀和张国焘，陈独秀坚持人格操守，张国焘苟且偷生；有一人遭受飞来横祸，博古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有一人叛国投敌，王明最后成为苏联人的反华工具；有两人始终服从领导，服从安排，给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毫无怨言，他们是李立三和洛甫，只是李立三没有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先走了，洛甫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活了下来，他是八人中最为幸运的一个，也是结局最好的一个。另外，在这八人当中，有四人只是会议的召集人，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的领袖风格，这四人是瞿秋白、向忠发、博古和洛甫，另外四人则能够担当起领导责任，能够格独挡一面，具有开拓精神，这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和王明。他们分别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或主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是分裂主义，李立三是“立三”路线，王明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在这四人中，有两人具有书生气质，对实际上权力的运作缺乏深刻的体会，无法应对当时险恶的现实环境，这两人是陈独秀和李立三。另外两人，精于权术，玩弄权力的手段也辛辣老到，这两人是张国焘和王明，只是强中还有强中手，两人都铩羽而归，张国焘落荒而逃，不惜忍辱偷生，王明至死都不认输，那怕是叛国投敌，不惜充当他人的工具都还想搏斗到最后。

活到建国后的三人当中，有一人，王明叛国投敌充当别人反华工具，不去说他，另外两个，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洛甫，但他们两人的性格气质不同，洛甫更象一个学者，缺乏独挡一面的领袖气质，也缺乏开拓精神，李立三则不同，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不知调和，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林彪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是当地的最高领导者人，有一次开会，林彪迟到十二分钟，别人都没有什么，只有他李立三当面要求林彪下次开会不可再迟到，让所有的人都等，吓得别人大气都不敢出，林彪也尴尬异常。有关他的不寻常之处还有，他于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去苏联，1939年在苏联因“日特嫌疑”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第二年被无罪释放，仍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其间多次申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均遭苏联内务部拒绝。他的一生经受过多种考验，有父亲被杀的传闻，在别人看来那是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他不为所动；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所受的批判和责难，他只有自我批评与检讨；有在异国他乡投入监狱的屈辱，他坚信自己的清白，相信党不会忘记他，相信他的同志们不会忘记他。就是靠着这些信念他走过了所有的艰难险阻，最终没有脱党，没有叛党，更没有叛国投敌，成为历史的罪人，显示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应有的风范。

今天的我们，在谈论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最容易犯一个错误，总是认为历史人物本可以做得更好，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其实我们并不会比他们更聪明，更具有判断力，只是我们在以一种无需担当任何风险的心平气和的方式在讨论问题，只是我们了解了事情后来的走向和发展，而他们是在焦虑中注视着事情的每一个细微的苗头，并随时判断着这些苗头的含义，在茫然中把握着事情发展动向。这如同我们在看一起惨烈的车祸现场，总是不可理会为何他们将车开成这般模样，犯这样的错误，其实在我们看车祸现场时，我们看到的只是静态的事后的现场，而当时人们碰到的则是动态的高速往来的车流，这动态的高速的车流需要司机们随时判断各种状况，并作出反应，这全方位的判断，才是真实的现场，才是真实车祸发生的原因。同样，历史上的革命者所经受的考验也不是我们这种和平年代的人所能想像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和艰辛不说外，还有许多隐藏不被人们所注意的阻碍因素在妨碍革命者的追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是从一开始就注入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因素，这个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共产国际的斗争需要，第二，苏联的国家利益，第三，维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第四，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在国内的延续。这些因素本身同中国的革命事业无关，或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实际的情况不符，但严重影响头着中国的革命事业，甚至主导着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从一开始便被列入共产国际斗争的总的规划之中去，被他们作为共产国际声张声势的一个活动，他们帮助我们从事革命活动并非是没有私心的，是要服从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的利益是屈从他们的利益。国际政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苏联帮助我们从事革命事业实际上是要我们服从他们国家的利益，让我们充当他们与西方的缓冲地带，为他们遮挡炮火，曾经还在中国明确提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牺牲我们的人民成就他们的利益。而当这一切无法按照他们的设想实现时，当他们荒唐的指导最终失败时，他们不愿承担责任，或者说，为了他们的权威，为了他们今后还可以以共产国际的身份对其他共产党指手划足，将失败的责任强加到别人身上，强加到我们自己的领导人身上，最少陈独秀就有过这种体会，这是外来婆婆的蛮横。

外来婆婆除了蛮横不讲理外，还要求我们支持他们自己的无理取闹，要我们对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选边站，明确表态支持谁反对谁，将他们的权力斗争延伸到其他地方，什么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就在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阵营中掀起腥风血雨，并伴随着疯狂的大屠杀，多少坚强的共产党人倒下同一个阵营的刀枪之下，至死都无法瞑目，至死都不明白他们为何没有死在凶恶的敌人手下，而死在曾经的战友手下。许多人连这个拗口的托洛茨基都没听过，更不明白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意思便作了殉葬品，以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名义残遭杀害，他们的疯狂要不相干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的革命也因此受到重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因此换了一批又一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落入到这种险恶的内部环境，不容易引起警惕的更不知道如何去防范的险境中，再加上斗争经验的缺乏，使中国的革命事业一次又一次遭遇灭顶之灾，一次又一次从新开始，直到自身强壮到能够独立地领导自己的革命，才象婴儿样可以断奶，开始自己蹒跚学步，至此才有资格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才可以摆脱外来婆婆太上皇般的控制，才不成为别人抵挡炮火的工具和别人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革命者在从事革命斗争的初期，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指导，渴望在斗争的道路上吸取别人现有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谁承望别人的指导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得到帮助的同时也额外地增加了曲折，把本来没有麻烦也带了进来，增加斗争的复杂性和艰险性，把本来就变幻莫测的局势更是搅动得一塌糊涂，让人更加看不明白，更加难于对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产生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错误，光就这些错误的名称就让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革命的后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逃跑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投降主义，盲动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本本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等等，让人防不胜防，一不小心你犯了个经典的错误，犯了个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有名有据的错误。在艰难危险的形势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在对错莫测的情况下，要让革命不犯错误是一种苛刻，是对当时情形不了解的一种自以为是。

革命者曾经有过的艰辛并非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所能体会，他们的是非对错现在都己成为历史，只要不是象王明那样成为别人反华斗争的工具，向忠发那样出卖曾经的同志，使他们死于非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应得到我们后人的宽容，不应苛责他们为何不做得更好，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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