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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2013-05-08 17:20:23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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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与齐彪教授商榷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否定之否定”是马哲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社会发展、事物发展、人的成长等就是一个不断“否定、扬弃”的过程,是无法逃脱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害怕否定,因为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否定中前进的历史。


齐彪教授昨日,读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教授的一篇文章《“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似乎是一种“权威解读”,要为我们解决理解“两个不能否定”的“关节性难点”。但读后不仅不觉得清晰,反而更加糊涂。齐彪试图“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恰恰在这两方面齐彪教授自己并未厘清,更无视历史。而该文已被强势媒体迅速“放大舆论”,所以不得不在此与作者有所商榷。

所谓“两个不能否定”是指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本来,为了防止某些过于简单片面的思维,从某种层面而言做这样一种表示、一种提醒,咱草民也都明白其实际含义。但齐彪教授从1月憋到5月才憋出的这篇“解读”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解读出问题来了。其实有一些说法是不需要解读或不能随便解读的。比如面对“姓社姓资”这样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按理说应当辩论个水落石出,可邓小平先生却硬是说“不争论”,这如何“解读”?邓公不解读什么是社会主义,却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齐彪教授能“解读”得了吗?

一、“否定”是社会发展、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应讳言“否定”

既然齐彪教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那么我们就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来说话。于是我们很奇怪,既是理论性阐述,又是谈与“否定”相关的话题,作为研究党史的齐彪教授为何全文通篇对中共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绝口不提?这样如何能“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层面厘清有关“否定”的问题?

马克思深刻领会了黑格尔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涵,从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把握住了这一规律,并把它直接应用到著名的《资本论》中。这一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连着一个过程的,而过程的更替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事物的发展正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因此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路径。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消极否定,它是一种积极的“扬弃”,是一种发展。正如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而言是一次否定,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对封建社会这一否定之否定,以至“社会主义”……

从这层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事物的发展、人的成长等就是一个不断“否定、扬弃”的过程,是无法逃脱的客观规律。这方面例证举不胜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齐彪教授一定能举出更多。

有一句广告词这样说:“每个人在超越自我的刹那,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为什么?何谓“超越自我”?为何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就是一个人在“自我否定”中实现了新的跨越与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新境界里包含继承好的经验,然更多则是勇敢的自我否定和扬弃,于是才实现了发光的涅槃。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正是实现了这样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自我超越,才发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光芒。难道不是吗?

我国“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正印证了毛泽东1965年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过的批注:“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因此,我国“前30年”初次对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尝试出现重大偏差产生严重后果,这就无须讳言。共产党人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从来不会自诩永远正确的“神”,如果说中共的伟大,那恰恰正在于如文革后能勇于自我否定,自我纠正错误。那么,我们何必避讳中共的如此“伟大”?毛泽东在长江边曾吟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曾即兴赋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老人家对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着非常形象化艺术化也是哲理化的感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吗?

为了解读“不能否定”,齐彪便如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我们实在搞不懂齐彪怎能罔顾历史做如此判断。

齐彪做上述判断的依据之一是:前30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回顾一下历史,除了“巩固政权、确立党的领导”以及“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有哪一样是我们今天的“基础和源头”呢?

如果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难道不正是毛泽东主导下在建国初期犯的第一个错误吗?全国刚解放,中共取得政权不久,经济基础极其薄弱,新民主主义刚刚“实施”,此时正应如当今这样大力发展多种经济,鼓励创业,改善民生,积聚国力,但毛泽东错误地“修正”了自己曾赞同的新民主主义一系列观点,基本抛弃《共同纲领》,匆忙地从形式上进入“社会主义”,跨越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左风刮起,后患无穷:公私合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消灭私有经济,随后人民公社、农民失田入社,而后大跃进等一路急躁冒进下去,一下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煮了夹生饭。翻翻历史:建国后,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的观点,提出要经历10-15年的发展,现在看来十分精当,但毛批评刘是“小脚奶奶走路”,文革中这依然成为刘少奇“罪状”之一,说刘、邓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正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上的完全错位——难道这就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我们现如今难道不是显然在回过头来“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吗?60岁以上的城里人对此应当更加记忆犹新。刘源、张木生也都曾撰文论及于此,无须笔者赘述。齐彪教授也快花甲了,怎能如此不长记性罔顾历史而闭着眼睛乱说呢?

至于说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本来是解放后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中共革命的目标。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在“前30年”远未完型,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确立”。原因很简单,因为跨越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变得很抽象、也十分混乱,在当时的“制度”下:人民没有简单商品交易的自由,没有自主创业的自由,没有迁徙的自由,在文革中知青没有了继续读书上学的自由和选择职业、选择生活居住地的自由,普通百姓的生产力、创造力几乎被扼杀殆尽。毛泽东确是思维活跃的人,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会儿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允许“三自一包”(文革中又成了所有相关领导、群众的罪状),一会儿“人民公社好”搞全国公社化,一会儿“革命委员会好”搞全国革委会化,一会儿“全国学习解放军”搞全国军队化,一会儿“砸烂公检法,专政群众化”,更有甚者文革间连头带尾10年全国人大、政协不开会,一切凭“最高指示”和一个人的“圈阅”办事,而更有趣的是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有了“人民政府”,农村里又有了“乡政府”,似乎全国回到刚解放时一样。——请问齐彪教授,面对这样的事实硬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难道不过与勉为其难吗?这些在制度上不停的“折腾”可以称为当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吗?那我们文革结束后又拨的什么“乱”反的什么“正”呢?

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讳言马哲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社会发展能跳出客观规律吗?文革结束后,中共曾长时期花大气力“拨乱反正”,“拨”前30年之“乱”,“反(返)”后30年之“正”,这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请问齐彪,难道忘记这一“否定、扬弃”的历史过程了吗?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齐彪教授难道忘了?科学发展观否定了一切类似五八年“大跃进”式的思维;包产到户和土地流转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所谓“一大而公”;多种所有制并存、扶植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创造全国一半以上GDP,这些难道不都在客观上否定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吗?即便“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是对“前30年”那种计划经济的基本否定;互联网和八二年《宪法》否定了“舆论一律”,《宪法》承认并保障人权以及“以人为本”的提出否定了以“阶级出身”划线的用人制度,“和谐社会”否定了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制定了新的“党的基本路线”且100年不动摇,这难道不是客观上否定了原来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且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吗?……这一切齐彪教授难道忘了?面对如此大量原则上的“否定”和“扬弃”的事实,硬着头皮要把“后30年”天翻地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上去而讳言“否定”,这难道不过于勉为其难而无法自圆其说?

若非要论“基础和源头”,其实说白了,一句大实话即可:“前30年”巩固了“政权、党的领导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无须费神费事绕来绕去说那么多,难道不累?

三、“前30年”:严重曲折?宝贵经验?独创性理论成果?

因为要坚持“不能否定”,齐彪拿出的依据之二是:前30年“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而这又是无视史实逻辑荒谬的“解读”。

首先,仅从齐彪所论字面而言,“严重曲折”如何能与“独创性理论成果”以及“巨大成就”并列?这二者是什么关系?如果齐彪此论可以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在一次大战役的失败后说: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独创性理论成果!——这岂不让人一头雾水?

还好,齐彪教授没有讳言“严重曲折”——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一种“严重曲折”。邓小平先生有过明确的概括:“我们搞了20年‘左’”——指从1957年反右直到1976年的文革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见张启华:《中共〈党史〉二卷问世 客观评价建政前29年功过》),1949-1976年27年间,20年“左”就是20/27!我们不知这应当视为主流还是支流?

邓小平、温家宝的告诫不管怎么说,这20/27给中国发展和人民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乃至灾难性后果,甚至涉及一两千万抑或更多死于大饥荒和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生命(党史二卷确认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万,多多少,没说,如以折中的1700万计,辄接近抗战8年中国军民的死亡总数),为何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这样的悲惨境况?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是应当称为“惨痛教训”还是“宝贵经验”?如果“20年‘左’”的主流值得肯定,那我们为何要改革?改革“宝贵经验”和“独创性理论成果”?难不成我们当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是“20年‘左’”?这岂不是天方夜谭?

说到前30年“独创性理论成果”,齐彪能列举一二吗?习主席一贯反对假大空文风。我们不必羞羞答答,共产党历来宣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就不要抽象化空洞化,更不应为尊者讳,笔者可以略微提示一下:前30年,除了毛泽东有权“独创理论”还有谁能“创”有谁敢“创”?那么,前30年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有“以阶级斗争威纲”,除了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除了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还有什么堪称“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文化大革命辄是前30年“独创性理论成果”之集大成和“丰收期”,是最好的证明。请问齐彪教授,这些难道就是我们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或曰“基础和源头”?邓、江、胡、习各位领导正是用前30年的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搞现代化、圆中国梦?我们不知齐彪教授所言“独创性理论成果”的内涵还能有什么具体指向?习主席一再反对假大空文风,齐彪教授是不是要再学学习主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关讲话?齐彪教授怎可如此随意“解读”?

其实,实事求是地看问题,真正有点“独创性”且经历了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那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之中才有,那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可以列举出一串。

齐彪教授甚至还谈到前30年的“物质基础”。可笔者以为,还是休谈此点为好。不管什么制度,在和平时期,任何一个国家,30年总该有一定的(或者说“积累”的)物质基础。可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前30年输给了台湾、香港、韩国等资本主义的“亚洲四小龙”——他们在30年建设中取得的物质基础咱们能比吗?我们搞阶级斗争,建设上搞全国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文革后邓公曾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积重难返”及“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文革结束后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些难道就是为我们今天提供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前30年我们有了两弹一星、长江大桥、万吨水压机等等,但这有何值得骄傲呢?我们人民的生活怎么样呢?综合国力怎么样呢?为什么大陆逃往资本主义香港的“黑潮”绵延30年不断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朝鲜在人民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如今也有核武、导弹,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说到“后30年”时,齐彪教授又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这难道不是自打耳光自相矛盾?既然前30年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如今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又怎能冠之以“僵化的观点”?齐彪教授如此“解读”怎能不使人糊涂?可惜的是,从那个“僵化”时代走出来的人大多已比较清醒,不大容易人云亦云了。

四、代结语:要实事求是,不要再用“敌对势力”帽子扣人

齐彪在文中说:“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齐彪此文当主要是写给国人看的,我们熟悉的“敌对势力”几个字再次跃入我们眼前。此言似乎提示我们:要批评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吗?那就是“敌对势力”、“错误思潮”。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前30年”的遗产。不同意见和观点可以争论,违法者可以依法论处,而这样随意扣帽子不利于人民内部的学术争鸣和解放思想。不同意见和观点可以争论,违法者可以依法论处,这样随意扣帽子不利于人民内部的学术争鸣、解放思想。

奉劝齐彪教授:“解读”是不容易的,在中国尤其如此,齐彪教授大可不必越俎代庖。习主席(包括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对前30年有过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习仲勋同志一生厌恶极左世人皆知。习主席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但其本意绝不会是要大包大揽肯定那个包括文革在内已经“积重难返”的“前30年”。曾主政重庆的那位姓薄的领导会非常欢迎齐彪教授对前30年做如此“解读”的。所以,齐彪教授恐怕还是不要随便“解读”为妙。

不过,既然是专职研究中共党史的,要“解读”就不应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谈“否定”的话题岂能无视马哲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怕否定、而且欢迎必要的否定、批评,马恩的自我否定也是历历可见的。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否定中前进的历史。在此,笔者再次想到毛泽东,他虽犯过不小的错误,但毕竟也可算哲人,有时他很清醒,他知道中国社会必将在否定中前进,他更知道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于是他有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由衷赞许,而不会紧抱住“僵化的观点”不放。

毋庸讳言,齐彪先生这篇文章逻辑混乱谬误过多,“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对“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只能起消极的负面作用,更不利于“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家之言,欢迎齐彪教授反驳、探讨,笔者一定拜读。□

2013年5月8日    

参考文献

1、齐彪:“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

2、张启华:中共〈党史〉二卷问世 客观评价建政前29年功过

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建国前后刘少奇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

4、应学俊:批历史虚无主义者已“滑向”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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