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上午，石家庄三鹿集团破产资产系列拍卖继续在石家庄中级法院进行，曾在4月拍卖中撤拍的“三鹿”品牌及相关保护性商标，出人意料地被一神秘买家以7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

    这是5月13日《京华时报》的报道，说的是我们这里的事情。有些朋友们就奇了怪了：你们本地难道没有这消息吗？知道消息，但是不能通过传媒告知公众这一消息，尽管网络已经将此消息广为传播，但是xcb就是要把本地媒体|潜规则|，于是本地的公众，尤其是不上网只看报纸的公众来说，只能|被和谐|，这事情对于一些部门乃至一些领导来说，算是“家丑”，谁愿意“家丑外扬”呢？况且事关三鹿的起起落落，拖沓冗长，就是一个漫漫长夜，夜长梦多，谁也希望黑夜早点过去，包括我们这些普通百姓。

    消息传播有个规律，于是欲遮盖掩藏的消息，尤其是坏消息，传播的速度越快，在这种情况下，“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是失灵的。从例来的事件可以看出，真相公布的越快，危机的“危”转“机”就越快，谣言“细菌”存活时间就越短，对于挽救事态就越有利，否则一味的掩盖只会加重公众的疑惑，生出更多的主观猜忌，流言四起，造成局面的被动，使得组织形象的美誉度急速降低。

    先看一则案例+美国的鸽子事件（来自百度）。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一所城市里，美国联合炭化物公司的新大楼即将落成，工人正在进行内装修。这时，从外面飞来一群野鸽子，在新房子里落脚，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通常的做法，肯定是自认倒霉，一赶走了之。但该公司的公关部负责人知道事情后，先是请工人别把鸽子放跑，然后通知当地动物保护协会人员来协助抓鸽子，最后通知新闻媒体来采访。公司把一件烦心事变成了好事，提升了自己的形象。这是一起典型的危机公关。

    ——这个案例说明的是当事方的态度问题对于事情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一切措施都是被动的。

    再看另一个案例——肯德基苏丹红危机事件（来自百度）　

2005年2月2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质检部门加强对含有苏丹红1号食品的检验监管，严防此类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有关研究表明，苏丹红1号具有致癌性，欧盟禁止将其用于食品生产，我国也禁止使用。

2005年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向消费者发出了相关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麦当劳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有苏丹红1号的产品清单。英国食品标准署已下令召回上述食品。麦当劳在英国亦有多种食品牵涉其中。麦当（中国）企业关系部张紫云也表示，麦当劳在中国没有使用苏丹红1号这种原料。

  4月6日，中国卫生部发布《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该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致癌危险性不大。

 中国百胜餐饮集团3月16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被发现含有“苏丹红1号”， 国内所有肯德基餐厅已停售，同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中国百胜餐饮集团表示，将严格追查相关供应商的责任，同时向公众致歉。

3月28日，中国百胜餐饮集团就旗下品牌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集团总裁苏敬轼在回答现场记者提问时透露，3月16日肯德基产品中发现苏丹红成份后立即在全球范围展开了调产，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现苏丹红成份。苏敬轼说，苏丹红事件后百胜集团决定加强内部检测机制，待建的食品安全检测研究中心是“中国餐饮业史无前例的创举，它甚至超过了百胜在美国的安全检测设施标准”。他呼吁“所有的食品供应商都能遵纪守法，严把食品安全关。”

面对媒体的会不会为肯德基苏丹红事件负责的质疑，苏敬轼说，百胜不回避责任，如果法律判定肯德基所属的百胜应当承担责任，百胜肯定不会推脱。

——这个案例说明，当事方自身引起的危机，必须不能回避，搞鸵鸟政策，而应勇敢面对公众和媒体，勇于承担责任，取得公众的信任，否则无信不立，组织的形象会受到质的破坏。我们不妨在看一则案例，是来自中国公关社区的——平安高管"年薪门"

      2008年3月17日，中国平安公布年报显示，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1055位车主联名向保监会递交了一份请求，质疑交强险过多地分摊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并请求保监会进行调查。

　　随后，平安集团针对此事作出回应：相关财务报告均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并且严格按照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核算。从业务构成来看，交强险在平安产险业务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平安集团还表示，2007年高管的基本工资同比并没有增长，其薪酬的增长主要来自奖金。

　　虽然表面上看来，平安公司的解释足以解答车主的质疑。但是中国股市跌至3000点，而中国平安的1600亿巨额融资自然会被大众抨击。由此平安高管4000至6000万元的薪酬成为股民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并成为进一步质疑中国平安的事件。

　　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的关于国企高官的年薪问题，备受诟病，但是一些强势组织的颐指气使和傲慢态度，几乎忽略了公众的愤懑和不满，于是便掩盖了一时的危机，也为自身的发展埋下祸根，当然有与制度上的漏洞，公众还无法看到预期的对于这些组织不当行为惩戒的回报。但以理论上来看，这样的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傲慢是无法最终遮蔽漏洞的。

   啰嗦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态度和站位不同，决定了危机来临时，组织的行为和他今后的发展方向。

   三鹿事件不是突发事件，这也正说明“祸患积于忽微”的道理，而为何忽微呢，侥幸心理以及一些部门的懒政心态和急功近利的理念。

    三鹿事件一路走来，在信息发布上就多有商榷之处，从遮遮掩掩，到被动公开，到在公众看来像是作秀的鞠躬致歉，以及对于理赔和资产拍卖的半透明操作，都让公众觉得这个企业或者企业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是缺乏足够真诚的。

    在最近的半年多来，网媒的发展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诸如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等等，因此以强势来堵住媒体的口舌是最赤裸的“强权政治”和“鸵鸟政策”，不仅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和进展，我倒担心猜忌会更加剧。

     比如在三鹿商标的拍卖中，我和同事就不免有猜忌的冲动——买走商标的为何是神秘卖家？怕受到“劣质”三鹿商标的连带影响？还是故意炒作，待时机成熟再出面解释，以求轰动，巧施欲擒故纵计？他买走商标做什么？不会是我们调侃的是去做三聚氰胺或者食品添加剂吧？

     当然还有人认为，这样一个“骂名附体”的商标，它的价值值不值730万元人民币？对于这个疑问，按照传统的商品学来讲，品牌价值是分层的，有核心层、附加层、外延层。所谓核心层就是品牌商品的自身价值，附加层就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包装、广告效应等，外延层就是由商品衍生出来的品牌无形资产。按照道理，一旦品牌的有形资产为零，那么基于它上面的无形资产也会是零。外延层就是“毛”，核心层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三鹿商标拍卖事件或许让我们对此有新的看法和认识，那就是，核心层的变更或许会让外延层“起死回生”，因此，目前来看730玩是多还是少都无法定性。关键是看买主如何运作和公关。

    无论怎样，我觉得买主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消除人们的认知惯性，那就是“提三鹿必想奶粉事件，想奶粉事件必然觉得三鹿是恶名。”解决不了这一步，企业的品牌效应就出不来，商标的使用就带有某种市场风险，当然如果是生产有毒化工，或许还真的有着某种天然的认可呢？这是玩笑话。

    无论则样，三鹿商标得以留存终究是令人宽慰的事情，因为一个品牌的锻造并非朝夕可就，如果就此寿终，难免令人遗憾。而被买走的消息当地部门是没必要封锁的，哪怕只是简短的消息发布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否则人们的猜忌或许不仅仅局限于神秘卖家，还会牵扯到当地政府部门的“不可告人”或者认为有着见不得光的隐情在里面。

    更可笑的是，信息公开和发布的渠道多样性，是无法容忍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的，只会让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执政的理念也会贻笑大方。

    因此我们或许更应关注事件背后有关部门的执政理念问题。我真的觉得公布事件真相，天真的不会塌下来。除非公布的真相不是真相而是假象。（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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