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

本文刊于5月14日《南方周末》，见报时有较大删改，包括调笑毛新宇、海外歧视言论三例，以及最后一段。（见报稿件点此进入）

下面放出的是原文，笔者（哈哈，笔者！）文责自负，与南周无涉。

若有转载，请将此按并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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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个关于歧视的段子：一足球教练因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而面临下课，他决定痛改前非，将队员叫到一起，说：“在我眼里再没有白人球员和黑人球员之分，只有绿人球员（队衣是绿色）。现在开始训练，浅绿色的队员站这边，深绿色的队员站那边……”

与该教练有着同样根深蒂固的歧视心理的，是广州城管原支队长、现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许决华。他因厉以宁建议宽容对待小贩而发飙，声称必须严管“走鬼”，并爆出惊人粗口：“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从许前队长的傻瓜论中，折射的是双重歧视：首先是对小贩的歧视，将小贩等同于傻瓜，完全缺乏逻辑与人文关怀；其次是对傻瓜的歧视，傻瓜凭什么就不能来广州呢？难道广州城门口要挂上一个大牌子，上书“傻瓜不得入内”么？

说到底，小贩也好，傻瓜也好，能不能来广州，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公民有迁徙自由，在国家领土范围内享有迁移、变换居住地和工作生活地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广州。这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延伸，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按布赖恩·特纳的说法，其本质是“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指向“在国家中的自由”，同时也暗含“通过国家获得的自由”。

实际上，广州的小贩该不该管理与小贩能不能来广州，是两回事。在享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盛名之外，城管的主要职责是合法、合理、合情地管理小贩，而不是将小贩都拒之广州城外。

在一个法制与舆论健全的国家，人必须为自己的歧视言论付出代价。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说“女性学理科天生不如男”，结果被指歧视女性，只得辞职，接替他的恰好是一位女性；纽约餐厅绿苑酒廊，内部存在给非洲裔雇员起绰号、嘲笑拉美裔雇员口音等问题，为此支付了220万美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前领导人约翰·布罗格，因嘲笑一位政府官员的马来西亚裔妻子是“邮寄新娘”，被迫辞职，随后自杀，未遂。

现在，许前队长可以在上述三个结局中任选一个：辞职、赔钱或自杀未遂。一个傻瓜可以来广州，并且成为城管支队长或别的什么东西，但他必须因为自己歧视“傻瓜”的言论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