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起，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启动农村剩余动力培训工作。2007年完成培训69万人，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但是，由于管理松散，很多资金变成了众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近日，一份《关于实施就业技能特别培训计划的通知》，对培训流程、培训机构认定和监督管理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同时要求各地“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份文件与之前的“培训补贴办法”相比，更为严格，其最大的变化是，要求培训机构对学员实行寄宿制，同时对培训要求有很大提高，“无论如何，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只有实实在在对农民负责，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劳保部门培训农民工的新举措，进入人们的视线。
李开文是贵州省纳雍县羊场乡人，在贵阳客车站，买了两个馒头充饥的他边啃边告诉记者，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外出求职无果，已是两次返乡。
去年12月，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他无奈返乡。回家后，李开文杀了家里的过年猪，忙碌了一阵子，“趁很多人都回家过春节”的农历腊月26日，再次前往贵阳。
10多年来，只有小学文化的李开文，辗转贵阳、浙江一些建筑工地，主要从事搬运、挖土等工作。面对将来的路，他茫然不知。
李开文仅仅是贵州省650万外出务工农民中的一个。内陆山区贵州，近4000万人口有3000多万生活在大山包围的农村，“土质不太好，种庄稼很不划算”。
于是，外出打工，成了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打工经济”，成了贵州的一个特殊名词。
李开文们外出打工所得，在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超过35％，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全省有近一半县区的打工汇款超过财政收入。
和李开文一样，很多农民主要从事一些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素质不高，技能低或单一等原因，是贵州很多的农民工的“硬伤”。根据公布的数据，贵州省190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9.54%，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74%，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只占5.51%。贵州省农办一项调查显示，至2006年底，贵州省外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79年，比全国平均水平7.3年少6个多月。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加大了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职业力度，启动了由财政补贴免费给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民生工程”。2005年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首次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的文件，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连续3年列入省委、省政府“十件实事”。
在记者调查中，农民对各种技能培训并不很感冒：年长的一代的农民因为知识水平低，听不懂而不愿意参加。年轻一代打工返乡回来的农民，很少有兴趣。部分农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干脆不来，宁可去搓麻将。
另外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对培训 “舍近求远”：同样是短期培训，很多农民放弃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午餐，到一些招生广告常年轮番轰炸的职业技工学校。
一位基层工作人员感慨：“因为他们预期这笔投资将来可以收回来。政府组织培训后的出路，比不上市场，市场是他们发自内心的。”
一些不乐意参加培训的农民反映，“耽误工夫，还不如直接到厂里干学徒，既学技术还有工资”。有农民表示：政府的培训班“不学白不学，学了也白学”。
对此，一种观点是将之归因于观念落后，农民没有认识到培训的好处。另一种却完全与之相反：培训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既没有针对性也缺乏实效性，再加上一些培训机构方法陈旧，学无所用往往让农民对培训失去起码的信任。
2009年4月25日，在修文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贵阳女子职业学校的黄绕宇老师正在给20多名餐厅服务员的指点端盘子的姿势，餐巾纸的折叠和摆放等等。她反复嘱咐：“给客人斟酒时，只能手拿杯底，不能拿杯口，否则，客人会不高兴，因为手指容易传染病毒”。
清镇市站街镇太平村村主任李正民在接受记者时立即大笑起来——“很多都是搞假的，我们村里去年自己请老师来培训了11次，这才是真功夫”。李正民介绍说，太平村有贵阳市最大的果园基地，老师直接在田间教授剪枝、防病虫害等等，“不是那种拿着课本吹出来的”。 
2006年6月起，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启动农村剩余动力培训工作。2007年完成培训69万人，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但是，由于管理松散，变成了众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按照贵州省的相关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获得500-800元的财政补贴。而其中的很大一笔钱，掉进了不法分子的腰包。
遵义市红花岗区劳动局副局长舒秋及就业培训中心原主任张吉英就是其贪婪的典型。
2005年4月至2007年下半年，红花岗区劳动局就业办与遵义市天蕴纺织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培训工作。但是达成的协议：培训结束后天蕴公司将一定比例的培训补贴款返还给就业办。
2006年下半年，原遵义纺织印染厂一批下岗工人已经培训并和天蕴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张吉英得知此事后，发现其中“商机”——张吉英、舒找到遵义仕通职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老板，联手申报补贴款后私分。
随后，两人合谋成立了“创立职业学校”。其做法是：利用赶场天在街头摆摊设点，以一个塑料脸盆为交换代价收集赶集的农民的户籍资料。其后两人共同组织37个虚假的“农民工培训点”，拍摄了一些所谓的“现场照片”，上百万元培训补贴款被张吉英等人套取瓜分。
早在2004年6月，遵义市劳保局副局长朱克华还利用审批、评估职业技术学校时，先后收受遵义重美、谐展职业技术学校等多家培训学校贿赂30余万元。
在查办朱克华案后，检方统一部署展开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全市14个县（市、区）已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30件35人。
与此同时，贵阳市反贪局闻风而动，随后相继查办了花溪区劳保局劳动就业中心主任、就业局副局长张欣然受贿等20余起案件。
2006年4月，贵州省劳保厅就业局原副局长江捷在办理贵州某职业技术学校审批过程中，收受现金30万元和以“干股”形式给予的80万元。春节期间，收受一些学校的感谢费10万元左右。共计127万元。
其间，贵州省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的查处社保系统贿赂案件专项行动，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立案查处案件15O余件、17O余人，全省劳动保障部门被立案的有40余人。
而最大的“蛀虫”是省劳保厅副厅长杨锦福。从政法机关的调查资料来看，杨锦福插手培训资金，从2006年5月开始，至2008年元月，多次收受他人贿赂87.2万元。被贵阳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在套取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系列案件查处后，贵阳市开展了对相关培训机构的清查工作。“根据我的了解，很多培训机构到现在都没拿到20007年的培训补贴”，贵阳市一家培训学校的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贵阳市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中心主任刘锡秋说，全市共有培训机构近百家，多数为民营，办学条件参差不齐，资质认定缺乏规范，培训效果难以保证，培训工作陷于停滞。
办学10多年的贵阳市科杰电脑培训学校校长范玉柏告诉记者，2008年 5月23日被市劳保局审核过关后，7月省劳保厅又从市劳保局的名单中抽查一家，如果合格，之前的审查算合格，否则，市里要重新启动全部培训机构的审查。
范玉柏说，2008年的审查是历年来最严格，最精细的一次，“省厅干部居然按照学员名录，直接打电话与学员了解情况”。
贵阳市反贪局局长谭虎说，“四位一体”集执行和监督权力于一身，为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有评论认为，劳动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造成“监守自盗”的结果。
同时，有分析认为，贵州“民生工程”被扭曲为“敛财工程”，不仅仅是监管失效，其根本问题在于分配方式。
对培训机构来说，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指标”，而不是服务对象，他们根本无需为农民工提供满意的服务，以换取农民工手中的资源回馈。
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政府补贴通过培训券等方式，按户籍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并由农民工自行选择培训机构。“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倘若按当前以县级政府为培训补助发放单位的机制，难免无法惠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以县为单位设置培训机构，无形中遏制了培训机构通过竞争发展壮大的机会，难以形成规模，倘若在原住地发放培训券，可以通过异地支付机制在全国使用，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评论还指出，更重要的是，把培训券发给农民工，一举改变了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培训的弱者地位，将其置身于有选择权的主体地位之上，这无疑是最大的欣慰。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说，贵州城镇接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生活和就业的容量非常小，即便是没有大量农民工返乡，贵州农村不充分的就业和隐性失业问题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
近日，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财政局联合下发了一份《关于实施就业技能特别培训计划的通知》，对培训流程、培训机构认定和监督管理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同时要求各地：“使用和管理好就业技能特别培训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该通知与2006年的《培训补贴办法》相比，其最大的变化是，要求培训机构对学员实行寄宿制，同时对培训要求有很大提高，增加了食宿费等补贴，对每位学员的补贴费用500至800的标准，改为按课时计算。贵阳市一位培训机构负责人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只有实实在在对农民负责，就什么也不怕，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闵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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