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今的腐败现象古已有之。可一些人却竭力想把当前所存在的腐败现象归咎于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改革开放。这是十分错误的。这个论题最好、最权威的依据就是《中国病态社会史论》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陈锋、刘经华）。其成因大致可划分为专制的权力；被禁锢的思想；国民的惰性等几个方面。因为权力的专制带来了统治权力的绝对化，由此而产生了统治者对权力永久占有的强烈欲望----统治权力的世袭化。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化共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病态，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丑剧甚至悲剧。

    君王病态、权力的专制导致君王的贤明昏庸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固然不少，可昏庸的败类有何其多也。他们无德无能，心里变态，行为怪癖，或自负、或浮躁、或残忍、或无常。随举几例：秦二世胡亥无德无才，受制“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汉灵帝刘宏整日饮宴为乐，公开标价卖官，自穿商贾衣冠，狗着文官服饰；蜀后主“阿斗”懦弱无能，空负孔明旷世奇才；唐敬宗李湛性情乖戾，除去走鸡斗狗，就是“深夜自捕狐狸”……。

    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便拉开了思想禁锢的序幕。其实，思想的禁锢是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政治中的专制权力必然产生对思想禁锢的需要，而且，既然在政治中有效地构筑起专制的权力，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锻造出思想的锁链就变得十分地轻而易举。思想的禁锢者非要把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统一到一个只为统治者所认可、只符合专制权力利益要求的僵化模式之中。这是一种何等的残酷！且不论此种残酷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单论其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就足以让我们扼腕叹息了。

    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经久不衰。一是中庸心态。儒家思想在我国思想传统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中庸思想在儒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执两用中”的矛盾调和论深深根植于国人心态中。保守的传统思想中充斥着不少浓厚的保守倾向，并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情绪，在对发展和未来的认识上，不是积极地向未来探求和努力，而是向过去比照和看齐；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需要来建造新的，而是根据祖宗之法向旧有的去靠拢。

    依赖、服从、草民、忍让心态。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国人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统治者臣子的草民意识。此种心态自然酿成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力，便挽救了众多的独夫民贼，也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过于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历来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由此，社会几乎没有为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因如此，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总是俯首听命的婢女。中国社会中，人大于法是正常的，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人的现象反而让他们觉得别扭。

    政治功利意识使中国社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因而，国人心目中也一直有种很强烈的“读书做官”意识。本来，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社会也应当按照这各种人才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认可：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做教师、做医生、做律师等等，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都应当有地位。而中国社会似乎只认可“官”这一种职业，结果，社会优秀人才都只有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选择，那就是做官。

    “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意识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并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基本原则。此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格外强烈的等级尊卑意识。这种意识的最大问题是：将划分社会成员等级的社会性标准等同于自然尺度。一方面，社会按照出身、权力、财产等非自然的社会性标准来划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本身也将这种划分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类似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很难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社会内部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平等竞争的环境。

    可怕的平均、求同意识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即“不怕穷，只怕不均”。这种思想意识甚至至今还深深植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从而造就了国人比较强烈的平均意识。我们知道，现代平等意识要求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可中国传统的平均意识所要求的则恰恰相反——机会不均等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生来就不平等。所以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很容易为人所接受；而存在于同一阶层的不平等却万难被人们认同。以至于国人往往会忽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确实存在的能力、勤劳程度和奋斗精神的差别，而却不会忽视相互之间的收获、受益是否相同。当今竭力诋毁、诽谤甚至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人就是这种人。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