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政治运动全面爆发。受毛支持的红卫兵掀起的造反狂潮笼罩了中华大地。受国内“文革”政治风暴的影响，我国派驻欧洲一些国家的留学生也不再安心读书，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文革”。接着北京的红卫兵把苏联驻北京使馆前的“扬威路”易名为“反修路”。进而导致在苏驻华使馆门前的示威游行不时发生，由此而引发的外交矛盾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文革”沙尘暴也越过乌拉尔山脉冲击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时北京中南海高层虽然已经明确指示我驻外使领馆只进行正面学习，而不参与搞运动。但驻苏使馆人员间已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派别对立情绪，从而形成了没有战斗团队的不同派别。使馆党委领导身受内外压力，面临严峻考验。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先生专程到留学生住地传达中南海高层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文件时，同学们欢欣鼓舞摩拳擦掌。几天之后，中国派驻法国的六十名留法男女学生由巴黎飞抵莫斯科。在途经“苏修叛徒集团的大本营”莫斯科时，中国留学生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先生远提出要去红场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献花圈。安代办向他们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除我国的正式访苏的代表团外一般过往客人都不搞此活动。特别是还要给斯大林献花圈苏方更是不会允许。结果安先生未能说服那些中国留学生便只得请示北京。次日，这些留学生进一步向使馆提出在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圈时还要念毛的语录。因事关重大，所以使馆只得再次请示北京。

    后来根据北京指示精神，由中国使馆给苏方列宁墓管理处打电话：告知中国留学生将前往红场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请苏方协助，但未提及我中国留学生要在列宁墓前读毛的语录一事，故苏方答复同意。下午一时许，中国留学生们在使馆外交人员陪同下乘车来到红场西端。苏方一校官警察过来同我们联系，态度也还比较和蔼。他带领留学生来到列宁墓前，要大家排好队。先献花圈，然后入内瞻仰列宁遗容。于是献花圈和默哀毕。接着在一学生指挥下，留学生们突然全都拿出了“红宝书”。一名学生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喊：“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2页。”遂高声念道：“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层——“苏修领导集团”的。
 
    起先一开始，不懂中文的苏联警官还一面说“请”，一面示意大家进去。但学生们不予理会仍站着不动。这时一同学开始起音领唱国际歌。第一段唱完后苏联警官还请大家进去，但学生们又唱起了第二段…… 。这时列宁墓的铁门倏地关上。带领学生们献花圈的警官和周围的军警、便衣一拥而上，把学生们推离列宁墓地。双方推推搡搡终于发生了肢体冲突。
  
   “红场事件”直接点燃了许多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的“反修”怒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国留法的第二批被“苏修叛徒集团”的“暴行”激怒的留学生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他们中甚至有人扬言要第二次血洒红场。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还要继续去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圈和读毛的语录并唱国际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许，不依不饶，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加紧做去红场闹事的准备，他们制作了一个很大的花圈。并要求使馆翻译把一些“打倒”和“万岁”之类的含有挑衅成分的刺激性政治口号译成俄文，以便翻译教他们呼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留学生想在红场大干一场：准备直接挑起武力冲突以“暴露苏修叛徒集团的真面目”。决心“不在红场献花圈就坚决不回国”。大有敢死队般的视死如归的决心。形势一触即发十分危急。幸好苏方此前已经作了有效防范——将列宁墓用木板围隔起来，并在报上发表了一则“列宁墓因修葺而暂停对外开放”的消息。

    苏方此举明显是防止中国留学生去红场闹事。接着留学生们又提出要在中国使馆正面院内停车场上示威游行并获得同意。然而这些好斗的留学生只要见有苏联人经过就冲着他们挥拳用中文呼喊反苏和反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号首脑人物）的口号。而苏方人员则把这中国留学生的这一切无理的挑衅行为都拍了下来。
   
    中国驻苏使馆根据北京的指示把“红场事件”中于苏方不利的新闻照片在使馆橱窗内展出。并加上一条俄文大标题——“红场上的流血事件”，还在其他几个橱窗里展出了与“文革”有关的内容。引来一些苏联市民驻足观看。有人看后摇摇头说一句“不像话”就走了；有则人愤愤然骂中国留学生是“流氓”；也有人在橱窗玻璃上吐唾沫并涂写下流话。为防止出事，守卫中国使馆的苏军警干脆不准过往行人在橱窗前停留观看。后来苏方就此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方在苏联领土上停止一切“反苏”的宣传活动，并要求中方迅速撤除橱窗里的“反苏”照片。否则苏方只好采取行动——由“苏联劳动人民自己去拿掉这些具有‘反苏’内容的新闻图片”。由于中国使馆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以至于苏方终于采取行动：以密实的人墙围护住橱窗及拆除橱窗的人，以防止中方人员的阻止而必然会发生的肢体冲突。由于苏方是有备而来，且人多势众，故中方人员无奈被由苏方个子高大的军警组成的人墙隔开。中方人员虽多次试图冲破人墙以保护橱窗，但在推推搡搡中始终无法接近橱窗。最后苏方终于成功地拆除了他们认为在进行“反苏”活动中国使馆的新闻橱窗。

    “红场事件”及其后续事端进一步激化了中苏矛盾，从而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后来中苏双方先后都在对方的使馆前组织了示威游行，中方的声势和规模大大超过了苏方。不久，三名在“橱窗事件”中“受伤”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回到北京。他们一下飞机便被抬着或被架着送进协和医院，一直关了一个多月都不让出医院门。有人称这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接着北京召开十万人集会，“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的暴行”。此后陈毅在外交部批评了“四面出击”的错误做法。国内过激的反苏情绪才慢慢降温，“文革”红卫兵式的“极左外交”方被制止。当时陈毅虽然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但已经是徒有虚名说话根本就不灵。因为外交部里已经混乱不堪，成立了一个什么“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不伦不类的机构：说它是业务机构但它又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说它是政治机构但它又兼管日常业务。由于当时陈毅都自身难保——被红卫兵的多个造反派组织隔三差五的揪来斗去，所以“红场事件”的处理多是由周恩来出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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