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五四运动”灭了“新文化运动”的火!
纪小岚
近年来,不断有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对20世纪的激进主义在中国的泛滥负责,这个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妨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20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文化激进带来政治激进,1920年以后,国民革命——国民党的党军武力改造中国——接踵而至……。
其实,“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新文化运动”是指1915年起一场旨在中国民众普及“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新思想启蒙运动”,然而,到了后期大部分中国知识青年不满足于这“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转而追求那“轰轰烈烈的激进社会变革”。“五四运动”便成了这其中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开始进入“追求狂飙突进”的年代。
一、“激进主义”的历史根源
回顾整个中国通盘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激进主义”并不是20世纪独特的发明。过去几千年的帝王“极端专制主义”文化,才是中国人“极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文革极端洪流”皆源于此。9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存在的“激进主义”,但这也是拜旧的“极端文化”所赐。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一直缺少一种“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一个王朝确立后,帝王和他的臣僚们都是以“极端的手段”来压制统治人民——东方极权专制主义。“极度的压制”带来人们的“极度的人性压抑”;“极度的人性压抑”带来的是人们“极端的忍耐”,时间一久,人民便忍无可忍也以“极端的手段”来反抗旧王朝,长期的压抑来一次总爆发。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每隔二、三百年便会爆发一次激烈的“改朝换代”。秦始皇的帝王统治是极其严酷的,项羽、刘邦们领着人民起义也是极其残酷的,项羽屠杀章邯几十万降军,一把火焚烧咸阳宫三个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对旧王朝的彻底大毁灭,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曾无比繁华的盛唐皇宫和大宋皇宫吗?。由此埋下了“极端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唯有天下大乱,方求天下大治”,隐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极端主义文化相当深厚。
二、“五四运动”也受其影响
1915年一场旨在中国民众普及“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原本很好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通过二、三十年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新文化启蒙运动,最终完全可以在中国民众普及“新国民素质”,进而实现在新国民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然而,一向追求“急于求成”的中国人最终放弃了这“一点一滴的思想启蒙”,转而追求那“轰轰烈烈的激进社会变革”。20世纪的中国人也没能逃脱几千年旧的“东方极端主义”干扰。
1919年5月4日下午,到天安门一带举行游行示威的三千多名学生,愤怒地冲进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学生涌进之后,把曹家砸了个稀巴烂。看到瓷器、字画、家具等都被砸毁,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不要砸,东西可拿走。但狂怒的学生把蚊帐、字画、书信等堆到一起,放了一把火,把曹家烧了。赵家楼是中西合璧建筑,分三个大院,五十多房间,楼堂亭榭,参差错落。但一把大火,就把这片优美的民宅给毁掉了,学生们不仅打砸烧,还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群殴,甚至用砖头砸他,打得浑身是血。据后来验伤,章身上有几十处受伤,并被打成脑震荡。面对如此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违法行为,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学生爱国无罪。可见“激进主义”在中国民众思想中多么地占主导地位。五四激进主义代表人物陈独秀不仅赞许学生的做法,甚至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要求解散政府机构,由市民掌权。
“火烧赵家楼”和两千多年“项羽火烧咸阳宫”如出一辙。游行示威本来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和平的、文明的政治活动方式,游行示威活动中需要一定的文明和理性来维持它的正当性,在这种活动中参入暴力活动是对文明的亵渎。然而,“五四”长期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赞扬。就这样“新文化运动”最终被高举极端主义大旗的“五四运动”所淹没。极端主义文化情绪使得许多新文化运动旗手人物(陈独秀等人)中箭落马。所以说,“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偏激的极端主义,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旧文化残杂。
陈独秀就是当时极端主义思想的一个代表。陈独秀,两次赴日留学读的都是“速成班”。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1915年风起云涌,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从没有耐下心来静心系统研究过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旋涡。
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陈独秀,寄希望三两年内能迅速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面貌,未能如愿,便迅速转向极端主义。1919年6月,陈独秀明确表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议会政治和政党,都要成历史上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再迷信它了。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暴力夺取政权的性质。
第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再寄希望于法律,议会、议员、法律都是欺骗人的,绝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 陈独秀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遇高,大大地贬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在极端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立宪、政党、议员、法律等都被他一概否定。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政治。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1920年扬言:“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民主主度是甚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全来欺编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持错……”陈独秀1920年以后大力吹捧“武力革命”,支持孙中山的武力北伐革命。
三、自由主义思潮的升成
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将,是温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胡适,留学美国七八年,比留日的陈独秀、立大钊、鲁迅等人更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欧美现代社会文化,认识到“民主社会、公民文化都是历史一步一步进化而来”;“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一点一滴实现的”。胡适等人反对“激进主义的大破大立”的主张,而宣扬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澄清吏治,以循序渐进的路径实现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目标。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社会改良”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事,应该用武力手急速实现人们目标。
1920年以后的中国,对于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的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渐进主义改良派则支持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等到1927年蒋介石武力北伐成功一统全国后,胡适等社会改良派又反对红色暴力革命,继续倡导国民相信“渐进主义的社会改良才是中国最佳的现代社会过渡形式。”认为暴力革命只能给社会带来的大破坏,不但不能快捷达到“完善社会”的目的,反而使事情变的更糟糕。
四、自由主义不是激进主义的对手
蔡元培,中国百年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但是当他看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学子都整天沉迷于罢课、游行、激进斗争,潜心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痛感失望,于是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大。没有了蔡元培,北大没有了往日的生机,中国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里。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遗憾。
胡适等人循序渐进的路径、社会一点一滴改良主义,最终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被人们斥责为对旧社会、旧军阀的妥协,被人戴上一顶“买办文人”帽子。相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慷概悲歌的激进主义声音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的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的几千年社会文化观念中有很深的极端主义情节。激进主义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似乎更具有感召力。似乎唯有“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才能宣泄中国人的激情,才能“气壮山河”,于是在中国大地上不断盛出盲目追求大手笔“指点江山”的激情青年。而“小打小闹的渐进改良”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则往往被视为“小脚女人的行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会和共和政府虽然受北洋军阀的气,但还维持表面上的尊重,“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的政府服从了民众的意志,罢免了有责任的外交官,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五四运动中,北京政府未放一枪,未杀一人。尽管徐世昌-段祺瑞政府的宪法基础不足,历史证明,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民意的政府、最宽容的政府、最文明的政府。而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干脆“以党治国”,推行“党化教育”。连北洋军阀不敢公然抛弃的国会,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乌有。“激进革命”打倒来打倒去,结果建立起来的都是比原来更极端的政府。
90年,弹指一挥间。倘若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坚持“胡适先生的社会渐进改良主义的道路”——剖析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坚持不懈地传播多元、理性、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现代文化观念,努力完成新文化运动的大业,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9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国社会面貌一定大不一样。可现如今,许多事情似乎都要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重新开始……
反思我们的历史,反思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可以流露出“新的文化思绪”……
写于2009年1月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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