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会

　　余其伟妙言

　　我是农村小孩出身，这一条永远忘不了，那种民间音乐的灵活，那种土味，那种留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朴素，我永远会有。

　　有时候你又要面对吃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那我用三个名人的话来回答：一是孔子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二是毛泽东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三是宗白华的“积极投入，超脱享受”。有了这个，那你该吃饭、该工作就做，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在悲剧过程中寻求诗意和喜剧，不要跟自己为难，这是东方智慧的启示。

　　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广东音乐或者其他古老乐种，其命运会不会像唐诗宋词一样，它的美慢慢只有在精神贵族、少数文人的心中才不容易灭亡呢？江山代有才人、或者说乐种出，有时候也不用太过留恋。

　　人物档案

　　余其伟，男，汉族，广东开平人，1953年生。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胡琴演奏家。星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及武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系主任。

　　1982年获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优秀表演奖第一名；1987年获首届全国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冠军；1989年凭高胡独奏《鸟投林》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1992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我国表演艺术突出贡献专家”，获政府颁发之终身津贴待遇。著有音乐评论集《粤乐艺境》及演奏法教材《中国广东音乐高胡名曲荟萃———余其伟编注演示版》；并由海内外多家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余其伟高胡独奏专辑》及《二胡音乐经典》等镭射光碟超过50种。

　　与余其伟谈话，他一再强调，自己已得“知天命”之年后的中正平和。

　　余其伟确是善于持中的，将同一事物的两极结合一处或在两个“对极”之间寻觅平衡：在演奏技巧上，他在学院派的严谨、对“音准”的强调与东方艺术对“韵味”的追求之间，找到契合；在艺术表现上，他在“手”与“脑”———即扎实的基本功与哲思的构筑之间架起了通道；在风格上，他让人既能真切感受到广东音乐惯有的轻灵活跃，又分明品味到少有的沉郁苍凉、仙风道骨……

　　可以说，在铺筑自己的艺术之路时，他兼顾了“台上”与“灯下”，造就了一个“学者型艺术家”或“艺术家型学者”的形象。在整个中国民乐界的中年演奏家中间，像余其伟这样全面的人才不多见，广东音乐幸而有他！

　　结束采访之后，余先生赋诗一首：“五十虚度漂萍命，观灯走马蹄未停。事功元知浮华梦，夜半扪心问生平。”看来，广东音乐热爱者对他的期望之高，与余其伟今日心境之冲淡，也是一个“对极”啊。

　　谈学音乐

　　投考宣传队被“嫌弃”

　　羊城晚报：近来您回广州的次数好像比较多？

　　余其伟（以下简称“余”）：是的，主要是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独居开平乡下，我自然是要多回来看顾。

　　羊城晚报：父母亲当年赞成您走上艺术道路吗？

　　余：没有，其实他们并不喜欢我玩乐器。尤其是我多半时间跟着妈妈在开平乡下，她觉得农村的孩子拉琴太不实在，像二流子、花花公子。但是，我确实喜欢，再三哀求，母亲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顺从了我。

　　羊城晚报：是你的琴声打动了妈妈？

　　余：没有那么浪漫。本来妈妈还逼我读书，我自己也梦想能考上大学、当一名历史学家，但是“文革”时全国高考都停了。那个时候到处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走投无路，我妈妈只好鼓励我靠琴艺去投考了。可是考了好多团体，他们要不就嫌我是农村户口，要不就是需要 “一专多能”、能拉琴会歌舞的人才，结果我都没能如愿。

　　后来我和妈妈彻底灰心了，就一辈子当农民吧！开始面对现实了，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农村生活中我最害怕的就两样，一个是毒蛇满地、经常咬死人，生命非常贱格，一不小心就丧命；还有一个就是打雷，在茫茫田野劳动，突然电闪雷鸣，没处躲，你的生命就交付给上天！

　　谈文人化

　　永远忘不了农村出身

　　羊城晚报：追求艺术过程中遇到的这些艰辛、磨难，会给你的琴声带来不同况味吗？

　　余：对，会伤感、会深刻，也会优美，也会有想象力。一般人家都说广东音乐是老百姓的东西，花香鸟语，都是轻轻松松的。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广东音乐少了中原北方士大夫的使命感、沉重感、旷远幽深的读书人感觉，更少批判精神、哲理思考，是南方都市平民、小市民津津有味的、对世俗生活的咀嚼，鸟笼、茶楼，甚至抽点鸦片、打打麻将之类，没有文人味道，深刻度不够。而我的人生体会，的确让我习惯去思考、并用苦难磨练自己，这对理解、创新广东音乐都有作用，比如说乔飞创作的那首悼念周总理的《思念》，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在里面。

　　羊城晚报：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评论，认为您是广东音乐文人化的一个代表人物。

　　余：人家这样评我，也不知是好是坏。前面说过，广东音乐本来的美学品格就是平民的，突然有我出现，拉了《思念》、《琴诗》、《粤魂》等，音乐评论家从中听出了悲剧、哲理的思考，就觉得广东音乐好像在余其伟的身上有了文人化的一面。但这不是全面的，余其伟身上不完全是文人气，还有很民间的。我是农村小孩出身，这一条永远忘不了，那种民间音乐的灵活，那种土味，那种留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朴素，我永远会有。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很杂乱的，出身于农村，但爸爸是工人又受一点工厂生活的影响，自己有过大学生的生活，跟一些作家、画家交朋友，又到部队学过军……杂糅成今天的我。

　　羊城晚报：那广东音乐要走上一条文人化的道路就一定好吗？

　　余：也不一定绝对好，你怎么亲近民众还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如果有人在忧患意识、哲理思考方面给广东音乐增加了内容，也未尝不可。

　　谈境界

　　不跟自己为难是智慧

　　羊城晚报：您一直都酷爱史学，而且在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等多个领域也广有涉猎。如此广采之，能够收获什么呢？

　　余：其实中国艺术家、或者古代文人，自古以来一个最高的修养标准就是“琴棋书画”。我有一个说法，也是从古代文论学习来的：一个音乐家的境界要走三个层面：最基础就是“技”，即学习基本功、音准、节奏等；到了较高一点，就是讲究“艺”，有了表现力，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不少有才情的演奏家到了这个层面也就差不多了；但我觉得最高就是“道”，就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就是思考为什么要做人、做人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存在功利、高低，只是选一种载体来转达你个体生命跟宇宙的对话交流。

　　谈振兴粤乐

　　凡事高潮难挡低潮难救

　　羊城晚报：这么说您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了？

　　余：我不敢说，不过我整天都在飘飘然想这些，呵呵。但有时候你又要面对吃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那我用三个名人的话来回答：一是孔子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二是毛泽东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三是宗白华的“积极投入，超脱享受”。有了这个，那你该吃饭、该工作就做，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在悲剧过程中寻求诗意和喜剧，不要跟自己为难，这是东方智慧的启示。

　　谈振兴粤乐

　　凡事高潮难挡低潮难救

　　羊城晚报：但这样想就可以让您无视传统艺术在今天面临的挑战和式微局面吗？

　　余：农业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时候你怀旧也无可奈何。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广东音乐或者其他古老乐种，其命运会不会像唐诗宋词一样，它的美慢慢只有在精神贵族、少数文人的心中才不容易灭亡呢？江山代有才人、或者说乐种出，有时候也不用太过留恋。

　　羊城晚报：现在经常有搞民乐或民族艺术的人士大声疾呼，要挽救传统文化！要让我们的民乐重新走向大众、为更多人接受。您觉得民乐需要挽救吗？

　　余：首先这个出发点很值得尊重。但说到我自己的态度，要用台湾一位评论家林谷芳的一句话，就是“以自己的诗心跃入历史”———用审美的心态来欣赏、观察着所有美的精髓，包括在低潮的美和高潮的美。现在是低潮，我还在观察、欣赏、品味，自己也会在这大潮流里随着高低起伏，也回头看着古典，感到很有创造美的乐趣和快感，就行了。现在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导致我的观察角度和心境变了。

　　羊城晚报：不过您始终还是在做很多振兴粤乐的工作，人们把您看作一位对传统艺术背负着深重历史责任感的艺术家。

　　余：我看这可能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就是儒道互补。我也承认我不是完人，也很矛盾。但是随着年龄增加，现在是持中，超然地入世。有时候凡事都有一个发展规律，高潮时你挡不住，低潮时也不是几个人能挽救。

　　谈香港

　　应让粤乐参与残酷竞争

　　羊城晚报：您从广州到香港五年了，而且从舞台走向课堂，这可以算作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吧？ 

　　余：到香港演艺学院任教，让我感到人生更“丰满”、有意义。香港虽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主导的社会，但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宽松的文化环境、规范高效的文艺运作，充足的资金，有利于艺术家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也有利于广东音乐的发展与传播。我最好的年华已经给了岭南，51岁开始到香港，这五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不挪窝眼界不开阔。

　　羊城晚报：来到香港这样一个多种艺术并存发展的平台，您对于广东音乐的理解、对于它前途命运的思考会有什么变化吗？

　　余：有啊。这里真是一个国际平台，包容性太强了！香港人的审美心态很宽容，不会非此即彼。看的东西多了，就觉得对广东音乐我们只怀着很朴素的感情不行，光是爱她、要发扬光大还不行，一定要很残酷地把她摆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平台上，经过一番磨练、挣扎，吸收借鉴别人的好处，而且也要不断总结自己的优势给人家知道。经过一番煎熬和竞争，如果能够挣扎得出来它就更强壮了。

　　羊城晚报：是否广东音乐本身的某种特性使它更容易吸收外界营养？比如像《小桃红》、《昭君怨》、《汉宫秋月》这些曲子本来都不是产生在广东，但我们拿来一用，经过了几十年，已经把它们同化了，广东音乐就有这个本事融化进了很多外来的东西。

　　余：是的。广东音乐的基因可谓比任何一个中国民间音乐的乐种更加开放。我们背后是华夏文明，前面是海洋文化，中间的焦点就是岭南，具体而言就是广州，就是粤曲、广东音乐所赖以产生的广府文化。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广东音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好像会比较大气一点。如果只是懂得跟着传统、或者只是疯狂创新不顾一切，都是偏激的。

　　羊城晚报：您现在时间如何分配？

　　余：基本是以教学为主，我的系里有42个学生，其中6个研究生。我要管42个人总体的学习安排，还要具体教的弦乐学生7个，双主修二胡、高胡都教。还要管理系里的香港演艺中乐团，有六七十人。还有每个周有三个半小时要上传统广东音乐合奏课。

　　羊城晚报：那您还练琴吗？

　　余：不好意思，基本不练了，没时间。只能在专门教学的时候，趁机做示范。我一年大概平均还会有三四次校外演出，不脱离舞台。

　　谈民族轻音乐

　　《步步高》不是靡靡之音

　　羊城晚报：您曾在2003年的吕文成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一个重要观点，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关于广东音乐的论断应该要重写？

　　余：对，我一直坚持这一点。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音乐史权威汪毓和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认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步步高》、《醒狮》、《迷离》这些广东音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这种舞厅的、灰色的、黄色的音乐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危害很大。后来的很多教科书都沿用了这个观点，把以吕文成为代表的广东音乐说成是靡靡之音，好像成了历史的罪人。我认为这必须平反！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200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导览》一书中说：“1958年、1959年刘明源所作的《喜洋洋》、《幸福年》，开拓了中国近现代民族轻音乐的先河”。

　　余：此书作者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靳学东。我一看，就觉得太不科学了！1935年任光发表的《彩云追月》已经是轻音乐了，还有1933年沈允升编著的《弦歌中西合谱第三集》第51页中，已经收入了广东音乐家陈文达的《迷离》（“慢三”舞曲）；而且我看到有位学者苏夏也谈到，吕文成的《步步高》发表于1932年。这都远远早于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而且明明是中国近现代的轻音乐啊，舞厅用的。所以我写文章反驳：如果要追溯近现代中国民族轻音乐的开先河者，首先就要从吕文成、陈文达、任光他们那一批作品算起。后来靳学东先生也表示认可。

　　羊城晚报：那对那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余：我认为，决不像汪先生说的那样是帝国主义文化“庸俗浅薄”什么的，吕文成、陈文达的这些作品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中西交流的成果！从此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轻音乐，是一个异数！是一个惊喜！

　　谈推广

　　粤乐本有机会推向全国

　　余：还有一件事我也认为应该批评：2003年12月全国金钟奖比赛时，很多学者（还不仅是广东本地学者）提出，“广东音乐合奏”应该被设为比赛项目。结果有广州官员出来说了，广东音乐就局限于广东、还不能成为全国性的“金钟奖”的比赛项目。

　　羊城晚报：那您认为可以让全国人民都来比赛弹奏广东音乐？

　　余：当然啦！我举个例子，现在二胡比赛早就普及到全国了，但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东西发展起来的，从江南不断丰富，而且它最早肯定不是汉族的！说到我们广东音乐，早在1987年3月就在广州召开了首届“全国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一共32个参赛队同台比试。广东音乐早已经是全国流行的乐种了，包括它特有的乐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地区都很流行，这就是说，它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也是从一个地方乐种变为全国性的了。某些当领导的，不懂业务，但是手中有权力，这样的话说出来很伤害自己的文艺事业，灭自己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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