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根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与中原齐头并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并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逐步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的文化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吸收四方先进文化的成果；是多区域文明交流、融汇、升华的成果。

华夏民族，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被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的形成发展，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时代。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重点是中华大地越万年中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降；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是指隋唐以后；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是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自成体系，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完全不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而中国文化千百年延绵连续至今，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这种文化特质，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融合、博大统一的史实；也正是由于这种特质，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就是讲民族大义。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另一个特质，就是中华文化的“兼容性”。如果仅具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具有兼容性，就能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对此，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王朝》中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

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 他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消除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和谐的精神贯穿着古今。

商代的青铜器等出土文物，工艺精巧，形神兼备，这些数千年前的物件就已经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任何事物的材料、造型与内涵都必须和谐一致。”

在中国人看来，生活中的一切看似混乱驳杂的现象，实际上都只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实际上它们都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俄罗斯著名学者康拉德说：“中国很少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在中庸、中正理念的指导下，和谐一致性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

从古代开始，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不仅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更在于中国人的认为，只有居中不偏，才能保证事物的和谐平衡。

中正和谐，使得中华文化传统完好地保持了其延续性。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从旁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来经验。借助于苛刻的批判眼光，中华文明对待“异己”总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文化。有别于欧洲人对理性和行动的重视，中国人更看重情感、直觉、沉思；欧洲人经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却能洞察事物内里蕴含的秩序与规律。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哲学概念，涵盖了世界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关系，这两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筑了动态世界的和谐平衡，也给生命赋予了独特魅力。中国人从不忽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小事物中常蕴含着大道理，所谓“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中国人总是力求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大道”，追求自我完善。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智慧总是隐而不显，没法直接用语言或行为展示出来。智者不显山露水，就是所谓“真人不露相”。智者总是通过沉思而非语言或是行为来参悟事物本质。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中国人的家庭观简直就是一种“家庭崇拜”：中国人在所有亲人包括自己面前很有责任感，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做出辱没祖先的事情。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智者和哲学家。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一条“黄金法则”。

古代中国对世界发展进步做出的贡献，如四大发明、数学领域的成就、针灸、根据星辰位置辨别方位的方法、《易经》揭示了变化世界中的内在的和谐规律；中国的茶文化、享誉世界的瓷器和丝绸、以李白与杜甫为最高成就代表的诗歌艺术、注重意境的中国画、流派众多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的京剧艺术等等，这些都是古代中国获得高度发展的文化成就，还有万里长城、大运河、兵马俑、敦煌壁画等闻名遐迩的宏大工程和造型艺术，都体现了中国和谐文化的内涵。

通过数千年来的潜移默化，中国人已经形成其特有的民族个性：尊重礼仪传统、善于等待、不急不躁、安时处顺、居安思危，处变不惊。

全球化趋势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目的是消灭贫穷，让人们过上小康生活。为此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扩大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经历了最初阶段的震荡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平稳地转变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和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也成功地融入许多国际机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在发展中也学习西方的经验，但是成功地避免了许多国家在开放过程中都会出现的“自我迷失”的倾向。中国人不断从本国的古典文化中吸取养料，传统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中正和谐为主旨的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中国大众世界观的形成；儒家思想就像中国的武术、饮食和医药传统一样，在西方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

然而，儒家思想中，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过去，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学人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笔者以为，当时为什么“打倒孔家店”，恐怕最大的原因，是针对封建礼教而言。而封建礼教的实质，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人们说，“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民主”、“科学”的启蒙，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是很实在的判断。至今，我国在世界各地创办了许多孔子学院，但外界不无诟病：中国新形象的孔子学院，难掩东方专制。

30年前，日本国力如日中天，不少人推测日本经济很快就会超过美国，雄霸世界。美国学者写的《日本第一》、《日本有限公司》成为畅销书，日本政府也有计划地设立官方研究中心，推广传统的集体主义，效忠、勤奋和长幼秩序等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日本形象。1979年大平正方首相宣布“日本文化时代”的研究，1986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京都设立国际日本研究中心。但是遗憾的是，30年后，“日本文化时代”却成为泡影。

这种从经济成果引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优越感，近年似乎也在中国大陆重演。官方有计划的广设“孔子学院”，重视推广儒家文化传统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用爱国主义和文化特质来掩护权力的垄断，标榜集体压个人，抑制民主与人权的诉求，就会适得其反。

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和文化。所以，如果仅仅靠儒家思想和文化重塑中国的形象，恐怕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正在转型；正充满自信地走向未来。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道路上，我们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在当代，如何长中国人的根，笔者在此前的《奠定中华盛世基石的五大领袖》中，有过阐述。“天下为公”的孙中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江泽民论述和“以人为本”胡锦涛学说，还有蒋介石的“大一统”理念和蒋经国的“亲民均富”实践在海峡对岸的坚持，成为当代中国人长民族之根的肥沃土壤。

而“民主”和“科学”，则是照耀中国根的灿烂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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