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老年天地》节目组实习。开始的日子简单而忙碌，经过短暂的适应期后，我渐渐地进入了轨道。老师给的空间也一次比一次大，从他信任的眼神里，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欣喜。然而，他的第一次大放手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记得那是在护士节后不久，我们也想推出一个专题，向我们的老年听众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的日子。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些素材，但是还不够做一期节目，需要再做一个采访。线索是从报纸上的一个小豆腐块里抠出来的，介绍的是市某著名医院老年病科的一位护士长，工作兢兢业业，获得了优秀护士的称号。内容不多，但刚好切合我们节目的需要。我还记得老师把采访机交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还没来得及诉说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他就急匆匆地去赶回家的班车了。临走时，没忘了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相信你能行的。” 
    因为第二天就是周六了，老师不会再来上班，所以我有了种“临危受命”的感觉，内心欣喜而紧张。“为了老师的信任，豁出去了。”我对自己说。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和老师跑过几次采访了，虽然我的工作只是记笔记，帮老师补充一些问题。但老师的言传身教还是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应该能搞定的”，我一边在心里打鼓，一边安慰自己。 

                                                                               
    回到宿舍，我不敢有任何懈怠，拧亮台灯，就开始写采访提纲。也许是太慎重的缘故，面对着稿纸，我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开始在大脑里尽力搜索着所有学过的理论，希望它们能给我一些指导。奇怪的是，到这个时候，这些课堂上的理论全飞了。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的好笑。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又是高于实践的，只有当这种理论已经完全融入你的实践并且转化为一种“经验”时，它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而这种经验如果没有实践的积累永远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像我这么个机械地要往实践里加理论，难怪它不见影子的。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老师打来了电话问我的准备情况，我支支吾吾地不想告诉他实情。他又接着问我会不会用采访机，当时正在摆弄的我回答得也不肯定：“应该会用吧”。 
    “会用就会用，不会用就不会用，什么叫应该会用呢？”老师的回答让我面红耳赤，如果是在他面前，我恐怕早就已经无地自容了。然后他便把我当白痴般地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在电话里教，未了再加上一句：你试一遍给我看看。 
    虽然心里窝着一团火，我还是不敢违命，乖乖地照办了。谁知老师的要求还不止这些，他要我把采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念给他听。连采访提纲都还没有写好的我此时真是懊恼到了极点，心想老师的不信任也蔓延得太快了，我只是回答了一句“应该会用吧” ，他竟然对我的整个采访产生了怀疑。虽然心理极度不舒服，我还是敷衍老师说半个小时后再给他回话。
放下电话，我猛捶桌子，我受不了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心想，假如老师真的放开手了，就不能如此怀疑。但这样的埋怨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就马上被我调整过来了。这能怪谁呢？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做新闻来不得半点虚假，这不仅仅是对写报道的要求，也是对记者本身最起码的要求。更何况老师还有节目的压力，假如我的采访做砸了，他连补救的措施都没有。他也是为了我好，要不是他的这个电话，也许就没有我后面更加认真细心的准备了。 
    十点刚过，老师准时打来了电话，此时的我不再敢玩弄半点虚假，我心平气和地在电话里和他仔细地讲我的采访提纲和计划，电话那头欣慰的点头声让我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整理行装了。按照事先的约定，马护士长只能给我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因为九点一过，她就要开始查房，处理手头的工作。为了能多“捞”点东西，我七点钟不到就赶到了医院。本来打算在外围做一些采访，到了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进不了设在四楼的老年病科。保安的阻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住在这个医院的老年人不是退休的市级以上的干部，就是部队里的一些离退休军人。平时他们就经常为那些频繁来访的“客人”烦恼，特别希望能清静一下，所以保安也不敢轻易地放进陌生人。 
    因为是周末，所以医院也比平时显得安静，和马护士长熟识的护士都在值班。找不到采访对象的我只好和保安聊了起来。不曾想，一提起我要采访的护士长，他就开始赞不绝口。说她在所有的护士长中是每天来得最早回得最晚的一个，每次见她都是匆匆忙忙的模样。他的话拨动了我的神经，我赶紧把采访机掏了出来…… 
    虽然后来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受时间限制，没能用上这段录音，但是老师还是大大地表扬了我。现在想来，这其实只不过是记者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那就是要时刻绷紧那根“新闻”弦。让自己随时处于“待机”状态，随时捕捉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正如保安所描述的，马护士长工作很负责，八点刚过她就来上班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她就到护士室里换工作服了，等她穿好白大褂，已经是八点十几分了，因为担心采访的时间不够，等她一出来，我就掏出了事先调试好的采访机，“逼迫”她在更衣室边的一排椅子上坐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自己当初做得有多么失败。要对一个人进行专访，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和采访对象拉近距离，消除对方的紧张感。这种拉近不是靠冷冰冰的话筒，不是靠中规中矩的“记者式”提问来实现的。少了这个环节，接下来的采访可想而知。马护士长的回答很僵硬，谈到工作时好像在背文件。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她把我对她一个人的采访扩大为对整个医院的采访了，回答问题的时候常常是不着边际。虽然我心里焦急得不行，但在她面前我却不敢有丝毫的表现，我知道如果让她觉察到我的这种心理她会更紧张的。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口吻，心想假如这样继续下去，我的采访就算砸锅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头再来。一念及此，我便关掉了采访机。和她聊起了别的话题，我和她说医院的环境很不错，和她说到这里来坐公交有多么不便，和她说她的工作好辛苦。没有了话筒，马护士长的语气马上就变了，她的谈吐开始变得自然起来。我一边和她继续聊着，一边把话题逐渐地往我要采访的内容上引，她满脸的轻松微笑告诉我，打开话筒的最佳时机到了…… 

                                                     
    时间随着录音机上快乐闪烁的红灯一起流逝，计划中所要了解的东西差不多已经全从马护士长轻松的谈吐中了解到了。按照我的采访计划，我还要录一些她查房的现场音响，我满以为她会爽快地答应的，谁知道马护士长却一脸为难。她的苦衷和保安一样，而且态度似乎比保安还要坚决。 
    我不愿意就这样草草收兵，因为我知道节目里一旦少了这些现场音响肯定会逊色不少。说服的工作同样艰难，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她，马护士长最终还是答应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和她一起走进第一个病房时，那位老人一脸惊愕的表情，我想肯定是我手拿话筒和采访机的架势吓着了他。看着他那疑问的目光，我实在不敢把话筒伸向前去。进第二个病房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我想要再这样下去，我磨的嘴皮子就等于白费了。在走进第三个病房的时候，我暗暗地对自己说：这次一定不能再退缩了。等护士长一打开门，我就一声不吭地跟了进去，找了个在护士长和病人之间方便投递话筒的位置站好就开始一心准备录音了。有了前两次的教训，这次面对病人那疑问的眼神时，我镇静了许多。更让我高兴的是，病人放在我身上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护士长的问话所转移了。就在他们那充满现场感的一问一答间，我的采访也顺利完成了。 
    现在回味起来，才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些正是新闻现场对一个记者最大的考验。因为很多时候，身处现场的记者要面对很多不熟悉的人和事，往往在记者自己还没有抓住重点的时候，记者自身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你手中的话筒，你手中的相机，甚至你手中的纸和笔都在不自觉地标明你的特殊身份。当所有的目光转向你的时候，你连退缩的机会都没有。在这种时候，你只能克服本能的羞涩和胆怯，迎着质询的目光大胆地走向前去才能不错过新闻发生的那一分一秒。这一点对广播，摄影和摄像记者的要求尤其要高，因为错过了那一分一秒，就意味着典型音响和画面的消失，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让自己与重大的新闻事件失之交臂。所以现在每当我看到电视画面里，那些出镜记者在现场的一片混乱中，面对观众旁若无人，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打心底里涌起一股敬佩之情。或许，记者的“天不怕，地不怕”，记者的勇气和执着就体现在这里吧。 

                                                            
    坐在回电台的公交车上，我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第一次独立采访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一边在心里打着文章的腹稿，一边忍不住伸手去摸包里的采访机，生怕录好的音响不见了。看了几次，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刚才的录音全都没有录上，那该怎么办？我一下子莫名地着急起来。事实证明，这些都只是杞人忧天。尽管这种近乎荒唐的想法让人听了之后直想发笑，但在当时却是那么的真实，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广播记者的不易。 
    报道终于播出去了。后来我的指导老师告诉我，这篇报道受到了专题部主任的大力表扬，他在稿签上批到：要是每期节目都能保持这个水平就好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想这也算是对我第一次独立外出采访的最好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