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桃与刘仰笔下的“民主”

两天前，笔者以《“中国没有榜样”：一个误国的口号》（链接）为题写了篇文章，就该书的书名及主旨做了点评说。再次研究刘仰先生“单拳出击”之书《中国没有榜样》，便看到刘仰该书的图穷之处主要乃批判“西方民主”的所谓虚伪性与种种弊端，然后将中国积极主张发扬民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民主政治的某些理念统称为“拜民主教”予以痛批。正如新浪网推出该书的广告语：“西式‘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没有榜样”——此乃《中国没有榜样》之最终核心。

在刘仰先生笔下，看不到民主丝毫值得肯定之处，纵有少许，也被大量选择性的否定叙事所淹没——这在论辩中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算常见技法；而刘仰先生本书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以局部代替整体，将历史视为现实。这就使笔者很自然地想到了产于岭南的一种形状奇特的水果——杨桃，侧面看去和从它的顶端看去得出的印象全然不同，而其横截面则尤其如海星状（如图），唯有以三维视角才能得出杨桃的正确形状。此所谓“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也正如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民主在刘仰先生的笔下则正是一种单一不变之视角下的杨桃。

一、片面的视角带来对中国历史发展价值和中国人民革命价值的否定

刘仰先生说：“中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和谐社会样板，譬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可这个理想社会的建设进程，在19世纪被外来的西方文明打断。从此，西方挥舞民主和人权大棒，把这个世界搅得一团糟。”——这就是民主或曰“西方民主”在刘仰心目中的地位。这使笔者想到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19世纪民主意识和政治理念没有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追求，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呢？是否就可以朝着刘仰先生所说的“理想的、以道德为标准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了呢？此说之荒唐，笔者以为大概是无须论证的。

其二，按刘仰先生此说，是不是间接或直接否定了中国百年近代历史发展的价值乃至中国革命本身的价值呢？这绝不是笔者想给刘仰先生扣帽子，笔者对不讲道理地给人扣空洞的帽子是嗤之以鼻的。

众所周知，中国从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始便开始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紧随其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都一直是以追求人民的解放为旗帜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并宣布未来新中国的政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与“民主集中制”，而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的政府就叫做“民主政府”，规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们的政府。人民对中共的拥戴和所唱的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团结就是力量》中也是这样唱的：“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更是不止一次地发表社论，表现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对民主、平等、人权的追求：“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见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新华日报》还在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中指出：“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全国人民与蒋氏政权斗争，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千千万万国人为此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今日之中国政府领导人则明确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语）尽管民主在中国仍然在完善之中，但它一直是中共和人民的价值追求，因为它是“解放”的确切内涵，而且是避免“人亡政息”的新路（毛泽东语）；胡锦涛总书记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切到了刘仰先生的书里则成了“西方挥舞人权和民主大棒，把这个世界搅得一团糟”，似乎这一切从19世纪起打断了中国“理想的、以道德为标准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这岂不是说如果没有中国近代人民革命的斗争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能已经建成？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荒唐逻辑！笔者说刘仰先生间接或直接否定了中国百年近代历史发展的价值乃至中国革命本身的价值，是基于刘仰先生自己的阐述逻辑，这不算是乱扣空洞的帽子吧？

二、以民主的“孩提时代”代替民主的“成人之后”

世界是运动、变化着的。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与一个人的出生和成长一样会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样，任何政治理念和制度也会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毛泽东就说过：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而以民主政治最初一些不成熟的现象来代替民主政治发展至今的成果，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西方列强对外殖民主义行径来印证他们对内治理所用的民主政治方略，这是刘仰先生以及所有反民主者惯用的方法。然而这除了能暂时蒙蔽一些不熟悉世界历史的朋友，最终是无以立论的。因为这正如以某人孩提时的幼稚无知表现为依据来否定他成人以后的才智德行水平，这无异于刻舟求剑，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在刘仰的笔下充斥着近一个世纪前乃至数千年前民主的“罪孽、过错”，这是单一视角带来的选择性叙事和论证，这就是“杨桃”式的扭曲的“民主”。

在刘仰笔下，我们只能见到美国最初废除黑人奴隶的迟缓和马丁路德金的被枪杀，看不到林肯解放黑奴的壮举和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所显示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我们只能见到“西方民主”产生的总统如何是所谓“大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看不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性丑闻而不得不接受不受时限的弹劾调查、听证而弄得面红耳赤、头上冒汗，且以微弱多的票数而险些使弹劾成为现实；我们只看到西式民主的所谓“虚伪性”，看不到占美国人口1%的华人中为何出现100多位市长以上官员直至白宫官员；我们只看到“票选”的种种不合理，看不到希拉里的竞选捐助人（华裔）因违反《竞选捐款法》而遭到起诉（链接）；我们只看到民主政治的种种弊端，却看不到在世界180个国家官员廉洁度排名中，排于前20多位的却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国家或老牌民主国家，即使连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其官员廉洁度也超前中国大陆60位和33位……

我们只有以三维方式来看待民主以及所谓“西方民主”的优劣，才能得出更全面的和接近正确的判断。我们确实应当看到民主政治以及“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端或可能出现的弊端，在我们研究和借鉴时应当有所创新而竭力避免，但不应当全盘否定。毛泽东也批判西方民主，但是他却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他还明确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为了竭力否定民主政治的价值，刘仰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惜花大量笔墨来叙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某些有争议的个案。其实，中国的一般百姓对于民主政治从观念到实践还是初步的，出现一些不成熟之举毫不奇怪，如果要找出这些事例还真的并不困难。然而这能说明什么呢？所谓“酒仙桥拆迁”和“五合章”等，都是中国百姓在民主进程中的摸索。在这类探索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它们正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着宝贵的经验或曰教训，这甚至是一个无法跨越的过程。

三、“破”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刘仰先生要“立”的价值是什么？

刘仰先生写作《中国没有榜样》是以“破字当头”为思路的。刘仰先生用种种手段“破”（即所谓批判）了民主的核心价值，以证明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不需要学习任何外国的先进经验（不知马克思主义是否例外）——即所谓“中国没有榜样”，那么，他要“立”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且看——

“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并不只是##制、分权制等这些制度形式。”“为了达到民主的目的，民主思想需要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共同构建。从本质上说，民主思想就是遵从民意，符合民心，防止民怨沸腾。要实现这些目标，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唯一的选择。

“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主权在民’观念，来彻底否定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为民做主’，是一种很无知的做法。‘为民做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最好的民主形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主思想（即“为民做主”—笔者注）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思想的本质，在今天依然有用，甚至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缺陷。”“柏拉图曾经指出，民主制度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最无效率的。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为民做主’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文官系统，并成为西方学习的榜样。……”

说一千道一万，刘仰先生到这里才真正点破了全书的最终主旨：“主权在民”不行，“为民做主”才好，它不仅在封建社会是最好的别无选择的“民主形式”，而且“在今天依然有用”——呜呼，民主的概念终于被刘仰先生重新定义为“为民做主”了，这似乎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啊！然而，这样的“民主”还可称为民主吗？这不是又回到明清以前了吗？近代历史的发展又回到了起点？

此外，笔者不明白的还有两个问题：

其一、民主政治下有时效率是会底一些，因为重大事情的决定必须经过讨论，导致一时难以决断；然而，生于公元前三四百年间的柏拉图所说的“最无效率”的处在“婴儿”时期的“民主”和两千多年后今日之民主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奥巴马的救市方案确实经过了国会多次讨论乃至辩论，但是影响了美国救市方案的最终实施了吗？如果从“效率”而论，一个人“圈阅拍板”应该“效率”最高，那我们是否还是要选择独裁专制体制？

其二、既然民主是“为民做主”，票选又是那样的不可靠，那么这个“为民做主”的“主”怎样产生出来呢？是否又要回到中国古代帝王世袭体制，要百姓相信自己的“主”是“奉天承运”？笔者真的不得而知，恐怕还要请刘仰先生继续“启蒙”。

此外，刘仰先生为了否定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竭力宣扬“道德”的作用高于民主和制度，美化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谋求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和谐社会”，将现在刚有的一点且远远不够的“人民监督”鄙夷嘲讽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诚然，道德教化是重要的，诚实、守信、廉洁、正直、爱情忠贞等等已成为人类所公认的价值。然而不靠民主与法制、不靠制度约束、制衡和监督，道德教化是万能的吗？中共是纪律严明的政党，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从未松懈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早已熟记几亿人的心中，“八荣八耻”随处可见，“三个代表”经常学习，可为什么官员腐败现象却难以遏止？为什么某些官员不仅腐败而且道德沦丧到令人不齿的地步？（如尽人皆知的官员嫖宿奸淫幼小女生、强迫女服务员卖淫因对方自卫而丧命甚至某些官员嫖娼达百余人次等等等等。)为何腐败分子从中央到省部级官员、最高法院副院长乃至村支书屡见不鲜呢？难道那些官员也是刘仰所不屑的“民主票选”出来的？

“照搬”外国经验、制度当然是愚蠢弱智的。但借鉴和“照搬”毕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从不“照搬、全盘照抄”别国经验的角度来夸张一点说“中国没有榜样”，还勉勉强强姑妄言之；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不需要借鉴外国的任何经验、制度，那不是又回到闭关锁国年代了吗？中共已经认识到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么仅就丹麦、瑞典、新加坡、香港、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地区）官员廉洁度大大高于中国大陆来说，这里面没有需要研究和借鉴的经验、奥秘吗？

刘仰先生，您“破字当头”，“批判、嘲讽”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将积极主张推进民主政治的实践、理念和人称为“拜民主教”，但是该立什么您“立”得起来吗？以“为民做主”作为“民主”之理论基础，这难道不是倒退、误国的理论吗？

欢迎刘仰先生逐条反驳拙文，笔者一定洗耳恭听并与之平等讨论。笔者更希望刘仰先生能有新作，以三维的、跨时空的历史视角来全面判断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和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的价值所在。最后还想提醒刘仰先生别忘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难不成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人民民主”也是“为民做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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