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下午5点，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突然辞职。今年67岁，进入政坛至今40年，曾担任过自民党干事长的“政治破坏王”的梦想似乎告了一段落。半途而废，无可奈何。至于辞职原因，无非是今年3月曝光的政治献金丑闻。3月3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为由，将小泽的首席秘书大久保隆规逮捕，虽然小泽至今还坚持“并未做一点亏心的事”。

小泽辞职被曝光的第二天，5月12日，日本两大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刊登了有关“小泽辞职”的社论，开头提出：“陷入十分不利的舆论困境，始终未对说明‘政治与金钱’负责任，太晚的退场”；“小泽代表终于表明辞意，是妥当的判断。若能更早下决心，民主党的受损应该更小”。

被有识之士声称“选举之神”的小泽一郎退出舞台后，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最晚9月10日之前必须举行的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将如何？作为最大在野党，民主党能夺取政权吗？其支持率重新回暖，却无法走出经济危机的麻生太郎又如何应付新的政局？正面临内外转型期的日本真的走出“失去十年”了马？围绕这些有趣而重要的话题，我对日本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进行了访谈：

加藤：您作为日本政治的长期观察者，对小泽辞职的“第一反应”如何？

王新生：我觉得很正常，丑闻曝光后确实有很长时间了。至于政治献金，小泽并不违法，但违反了程序。他也坚持了一下，但在舆论压力下越来越感到形势对他不利，因此下了决心，无奈地下马。不过，丑闻出来本身是很令人吃惊的，我推测，小泽一秘被捕的背后，美国起了“黑帮”的作用。小泽最近对美国的言辞和举措让“老头”不高兴了，或者引起了严重不满。在我看来至少有4点：一，2月27日，对驻日美军再编问题上的提法“只要第七舰队（海军）就够了，其他都可以出去”；二，近年以来主张的“中日美正三角形”的提法从同盟国的角度看是不能接受的。三，关于驻冲绳美军的转移和日本负担其资金的问题上，曾表示“出钱不能太多”的态度；四，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日（2月16日）之前，她希望能与（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首小泽一郎进行会谈，小泽却表示“没有时间，我要到地方办公务”的姿态。基于这些情况，美国发挥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力，通过某些渠道让自民党找出小泽丑闻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加藤：您刚刚提到了“舆论”对小泽辞职产生的作用。纵观近年日本政治，真正影响政局的似乎是媒体有意引导国民心态，并制造出来的舆论氛围。“民调”是典型让内阁垮台的工具。您怎么评价舆论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王新生：没错，这次我发现，连《读卖新闻》那样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的大报纸也完全“一边倒”地站在执政党——自民党的立场展开报道。这一情况从“权衡舆论”的角度看是很不理想，甚至不应该的。我的观点是，对于民主政党政治的健康运作来说，“健全的在野党”比“强大的执政党”更加重要。

加藤：民主党的精神领袖小泽在11日表民辞职的发布会上说“我决意辞职是为了必胜即将来临的众议院选举以及实现政权交替而巩固全党一致的态势”。您怎么估计众议院的选举过程？

王新生：我相信，如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搞选举，民主党肯定能赢。当时，麻生内阁的支持率很低（随后降低到10%左右）。小泽丑闻曝光使得麻生的支持率又上升了（将超过30%）。无论如何，众议院选举在9月10日之前举行。在我看来，小泽辞职并不晚。对自民党来说，如果对手是个带着丑闻帽子的小泽，显然是更容易对付的。现在，小泽下台了，民主党将以“全党一致”应付下一选举，自民党必然感到压力，必须调整战略。下一轮选举结果就变得很困难。在日本国内景气严重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执政党的困难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几个月对麻生太郎来说是个“考验期”。民主党的党纲（manifest）也等一段时间才明朗。两党能否提出好的政策，还是未知数。但两党必须围绕“政策”争论，以便选民能认真判断哪一党更适合自己的统治者。另外，即将来临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也将受到小泽辞职的影响，民主党如何应付很引人注目。

加藤：14日，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和副代表冈田克也各自正式表明“出马”，将在16日的两院总会上投票并开票，下一任党首当天内被选出。您怎么预测下一任党首及“小泽之后”的民主党？

王新生：小泽的“后继者”很难判断。冈田克也当过党首，但领袖魅力不足，恐怕党官僚更合适，鸠山由纪夫能力有些弱了，菅直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已经下降，小泽前的党代表前原诚司太年轻，不成熟，自民党的右翼势力似的，反正，这批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比较清楚的是，小泽辞职后的民主党“统一”起来很困难。

加藤：近几年，日本政局流动性好像过大，过多。首相更迭，政客辞职也频频不断。“政治与金钱”、“政治与女人”也无处不见，无时不有。国民对此越来越感到厌烦，对政治感到陌生，觉得政治家不值得信任。您怎么评价这些现象？

王新生：我觉得很自然。日本正在面临着内外转折时期，政界容易呈现出“分化・组合”的过程。最近经济危机对政治家来说也是很不幸运。经济回复遭到挫折的情况下，政治的力量不可能上升。日本的发展模式也需要顺应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政治家越来越需要国际视角和行动能力。官僚体制被打败，官僚群体主导的政治模式崩溃后，本来就应该由良性的政治家群体来代替的，但现状是，它远远没有形成，就只好陷入“政治空白期”。如何走出今天的困境，还要看日本正面对的国际关系。我认为，今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最大利益在于中美日三角关系，日本必须从中保证并获得自身的利益。

加藤：我有两个问题，一，按您的说法，日本至今还没能走出“失去十年”吗？二，您刚提到“中美日三角关系”，但日本能否在重要性日益增大的中美关系当中承担一个“角”的作用？不如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

王新生：日本远远没有走出“失去的十年”，何时能走出，换句话说，如何度过内外转型期和政治空白期，在我看来，不取决于日本本身，而取决于国际形势的走向，包括中美日关系，而在此过程中，关键在于日本政治家能否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推出应有的政策。日本毕竟还是世界第二经济体，若能良好发挥其影响力，就一定能在中美日当中起到一个“角”的作用。

加藤：根据《读卖新闻》在4月25、26日围绕“哪一位最适合首相的国会议员？”进行的民调，小泉纯一郎获得14.8%的最多支持票，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只获得7.1%，排在第三位。据悉，小泉不参加下一轮众议院选举，“引退”政界，即退出政坛。众所周知，小泉的就任时间排在战后第三位（2001年4月26日-2006年9月26日），曾提倡“打倒自民党”来吸引过国民的眼球，他的“人气”在最近的政客里是很“孤高”的。您怎么评价小泉纯一郎留下的“遗产”？

王新生：他在最近的日本政坛里是个“另类”。小泉的出现既是必然，又是偶然。日本正要走出‘失去十年’，改革迫在眉睫。他提出的方向是没错的。偶然性在于中国正要加入世贸组织（WTO），使得日本对中国市场，比如汽车业等的出口快速增长，促进了景气回复。比如，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华平均出口达到28.3%，同一期日本对外平均出口是4.5%；这段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7.2%，对华的直接投资则高达46%。另外，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率看，1990年只占0.6%，2004年则占12.8%。可见，小泉趁机享受了“中国特需”。但另一方面，他改革的力度太大，他很盲目地追随美国以及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果表明它已经破产。小泉的做法明显过头了，他连把日本良好、优秀的文化都改变了，比如共同富裕、人人平均等社会主义式的因素都否定了，蛊惑人心。

注：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是《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本文仅代表本人观点。

此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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