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旧书还没读完，因为提起扬之水，让我把后面的话忘记了--旧书还没读完，我又订了一单新书了。新书四本，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金岳霖《论道》、唐君毅《哲学概论》上下册。

    你知道，都是因为我想入非非的缘故。很多书是要重读的，哲学类的书籍更是如此，非不重读不可以真知其所以好。此番为了想入非非，我基本已经将冯友兰的书重新读了一遍了，你知道，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害怕的。

    开心的是，重读的时候，我显然发现了自己的进步：起先费力或者模糊的地方，忽然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读到脑海里的东西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片断，而是有点点连结起来，渐渐显示一个互相呼应的脉络了。略微有些懊恼的是：人真是一个贪心而无情的动物，以为懂了的东西(也许并没真的懂呢)，尤其是逻辑类的问题，读懂以后发现它实际上像一道被解出来的数学题，也就是那些普通的途径而已，并没什么新鲜的，倒让我都提不起兴致再去看一眼了。　　

    于是我一边抱怨冯先生太啰嗦，一边想，我于哲学先限定了中国哲学的范围，又于中国哲学限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其后又由中国古代哲学限定了冯先生的解读版本，是不是有些太狭窄了啊。况且，重新读冯先生的书，我更加清晰地看到冯先生在建国后作品的局限性，即使是晚年重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自我设限的，缺少真正自由精神的大开大合。

    这是我订新书的原因。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份量的中国哲学大师寥寥无几，熊十力、唐君毅、金岳霖、牟宗三、冯友兰算是几个响当当的名字了，而中国当代哲学大师，我还没发现。

    熊十力太老了，我怕我对他没兴趣，先以牟宗三对另外几个人的评价为索引选择了他自己，还有唐君毅与金岳霖来读一读。牟宗三是十分瞧不起冯友兰的，这是我首先读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非常愿意看看彼此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他又十分推崇金岳霖的西方哲学知识，至于唐君毅，牟先生已经把他推崇为文化大师而非哲学大师这样的地位了。我很好奇。

    我看到的版本里没瞧见牟宗三批评冯友兰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即他的《贞元六书》，我只看到他批评冯友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对他将中国古代哲学以“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来对应西方古希腊时代与中世纪时代的哲学发展路径大不以为然，尤其不认可冯先生自命是沿着朱子理学发展的儒家--认为他根本不能算作是儒家，至少不能算作儒家的正统学派了。

    我很高兴自己只是一个初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很稚嫩的学生，对各家学派能以虚心的态度去观察与思考。首先读的就是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据牟宗三先生说，他的这本书只是一些最基础的入门知识，不能以此来评判他的哲学体系的。

    我初读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到了牟先生与冯先生的不同。多么有意思啊，先秦时代的经典自汉以来经过多少代人的解读了，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理学、心学，一直争论不休，现在也还是这样呢。可是你知道，在这不同中间，又有大量的相同的东西。也许这个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毕竟他们所本的模板是一样的呢。

    好，我只说不同。原谅我的愚钝，起初我只知道他们是不同的，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同。在读了差不多大半本的时候，我才有一点明白牟、冯二人的分歧所在了。

    牟先生以“天道”下贯入“人心”的说法，自孔孟一路直至宋儒，将程朱与陆王结合起来，冠以“宇宙论”而将“道德”，也就是类似西方“伦理学”的东西拈出来标举的，不但将荀子、董仲舒、王充一脉隔离，更将冯友兰的所谓“新理学”、“新儒家”的说法排除在外了。

    先要说的是，所谓的“唯心”与“唯物”显然是自我设限的说法，大约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关。西方到底是怎样区分的、目前又有什么样的新进展我不知道，但我在读牟、冯的时候觉得简单地将他们目为“唯心”应该是不恰当的。又或者，我所理解的“唯心”因为与“唯物”相并列，因而将它们所应该包含的含义变窄了？

    冯先生在建国初期写信给毛泽东，说要在五年以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回信不置可否，只说，要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不要“急于求效”。冯先生在自己的自传中对此做过深刻的反思，但他注重的是勿“急”，操之过急地打破自己原有的体系而换一个新的体系，太急切显然是做不到的。但我觉得他还忽略了另外一点，就是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个理论。

    这好像逻辑学里的许多命题套子，练习的时候可以把很多东西装进去推导一下；而冯先生试图把中国哲学装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套子里去，以验证它的发展是否符合这个规律。冯先生也果然这么做了，即便是晚年重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依然带有这样的意味。不同的是，一个大哲学家，即便钻进了某个命题套子，他的见解也依然有他自己所不能被掩没的东西，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有他好的地方，否则不可能这样盛行。它的不好在于看待事物时那种绝对正确的态度，那种带有“规律性”的“必然”的发展规律，抹杀了作为个体的与之不同的另类思考。

    这让我想起唐德刚所说的人类对待真理的两种态度。人应当是寻找真理的，而对伟人或是时代的盲从往往使我们由“寻找真理”而转向“证明真理”，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做为宗教婢女存在的中世纪哲学，到冯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类已经做过很多次“证明真理”的事情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对思想的设限，是人为的、自我的设限。

    要提醒自己的是，读书的时候虽然要有观察与自主思考的意识，但切不可因为反对这样的设限而将一派理论或者学说又完全摒弃，或是预先带有一个有抗性的成见。对于各派理论，当是以读“史”的态度去读为最好，体察一下他们的时代环境，看看他们为什么形成“这样”而非“那样”的一套理论。

    回来再说冯先生与牟宗三不一样的“道德观”。冯先生是采取了一个十分客观(客观，客观，要注意这个词哦，去与唯心唯物比较一下)的态度看待“道德”的，之所以不将“道德”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全部精神，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道德是变化的，不但因地、并且因时、因事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冯先生并不否认道德有“常”，比如“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社会均应该奉行的道德“五常”；也不否认道德在一切社会都是应当奉行的；他只是主张，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处在不同的社会的人，他应当奉行的是他的社会所有的道德。比如“君君、臣臣”这样的道德观，我们不是已经摒弃了吗？

     牟宗三先生由人的“道德”观推崇践行君子，是带点儒家以身作责引导大众的意味的，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意思，虽修身，重点却在为人；冯先生因为不再将道德神化，而由重群体转向重个体，注重个体的种种体验和境界，对于有些牺牲精神的躬行君子，是不大提的。所以牟先生简直以为他不能算是儒家了。

    无论如何，由我看，正如冯先生自己所说，他是“接”着儒家所说的，并非“照”着儒家所说，而牟先生正有一些“照”着儒家所说，而非“接”着儒家所说吧？不过，这种为群体的牺牲精神，我当然是尊重并且钦佩的，这里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这不难理解牟先生为什么一提儒家就提基督教和耶酥啦，用宗教的话说，他们原本有一种殉道精神的。

    题目改了，以后写的信都叫做《八行书》了，写够八篇停笔，省得自己对着你啰嗦而变成一种依赖。《读书流水帐》腻烦了，《想入非非》又太正式，换一种写法，梳理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也疏通一下自己的情感，即可将范围可扩大些，又能自在些。

    唯一觉得不妥的是，我以写信的名目，会不会又像抓着人聊天一样啊？会不会让读信的人嫌烦呢？但要说的是，写信，因为笔下有你的存在，让我变得有情谊起来。是对你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