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道 天 德

                                   余 习 广 著  

                                     第十三章

                                   狂飙祸横见雄心                            

    身为“两劳”犯，心怀天下事，痴迷于人类智慧的精神长空，充满治国救民的信心力量；剧本《和平里的战争》，凝结其思想精神，成为其“三反”罪证；冤狱中的“少年抢劫犯”徒弟们；“党天下”和”改组国务院”罪名的由来；“总动员令”与劳改营的“文化大革命”。
        
            13.1     《和平里的战争》

  李天德说，从1960年到1964年四年多里，他一直在抽空学习和思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类社会，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在每天高强度劳累后，劳改棚里惟有他还拖着四肢疲累的身子在看书。神游于人类智慧的海洋和思想精神的长空，日益高昂的视野境界，他自认为日渐充满治国救民的信心和力量。

  1964年10月1日， 国庆15周年。矿上连续在各大队巡徊放映电影《抓壮丁》、《夺印》、《革命自有后来人》和《芦荡火种》，矿宣传队也巡徊演出。宣传队到五家曼，李天德、田教授几个作东请王克。

 晚上放电影，李天德私下约王克到河边去散步，他抑制不住要向王克诉说的冲动。

  《李天德回忆录（草稿）》写道：

  “我对王克说，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走到现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解决？我相信中国不会总是如此下去的，总有一天要走上赶超世界潮流的大道上来。届时需要大批有理性，有科学头脑，有远大目光的治国安邦人材。

  我说直到现在，自己才真正从理论和历史弄通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专制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更深地理解了民主主义的意义，惟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反右运动，剥夺了人民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又剥夺了党内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根源在专制主义传统。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现在居然又说修正主义是从中央委员到基层支部书记。这必然会再搞一次大运动，必然又是一场大灾难。

  我对王克说，自己思考了很久，中国的问题，专制独裁是祸根。现在不是要搞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搞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大小军阀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暴君？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共产党打天下，旗号是民主革命，理由很简单，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但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土地革命不过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条件，工业革命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才是民主革命的文化核心和前提，那不是枪炮能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土地分给农民没有几天，又以国家的名义，从农民手中收回去了。

  不能设想，土地归公就是民主革命，那一千多年前的王莽变制，不就等于民主革命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中国急需以工业革命为基础，进行思想启蒙的民主革命，要培养出民主政治的社会原则和体制。现在一讲革命，就是暴力，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人们靠选票来发表意见，不是靠暴力。连革命的性质都不清楚，任务和对象必然要出问题。因此，中国未来，要在政治上建立民主体制，经济上实现工业革命，文化上施行民主主义新文化！ 

  王克不安地凝视了我好一会才说：你老弟真是突发奇思、异想天开！说得好，我赞成。也许真的是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不过老弟你别忘了，毛大爷是党中央主席，枪杆子还牢牢握在他手里哩！他同任何人较量，总是使用两杆子，又以枪杆子作后盾。所以，你说的那个民主革命太遥远了。不同意见的都要消灭，反对的力量更难形成。强权政治不根除，民主就是很艰难的历程，要几代人。

  王克又深深地呼了口气说：小李，看你不出，竟是这样的忧国忧民！既然你相信我 ，我就不得不劝你几句。第一，这些想法千万不能再对第二个人讲，否则离杀头就不远了。第二，这些想法不是没有道理。毛大爷专横跋扈、出尔反尔、心疑多变，今天又如此杀气腾腾提出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里的修正主义，这是又要搞运动的预兆。他把打击面搞得那么宽，又是整党内自己人，恐怕结局不会再像整右派那么得心应手，园满收场了。中国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还很难预料。

  毕竟年青自信，我告诉他，自己相信整人的阶级斗争是行不通的，会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因此准备写一个剧本，把反右斗争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以重庆大学的反右运动为背景，写一个多幕话剧，揭穿大鸣大放不是阳谋是阴谋，反右斗争完全错了，把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让世人评说，也告诫世人，要抛弃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要警惕新的阴谋，不要让历史重演昨日的悲剧。历史才是最高的裁判者。

  王克明白了我的意思，提醒我要记住，毛大爷曾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当代的文字狱是史无前例的。你现在想用话剧来否定反右运动，考虑过后果没有？再说即使写出来，哪个刊物敢发表？

 我还是自信地说：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绝对嘛。如果天下人都和毛大爷一个思想，那他还会说党内有那么多修正主义？我寄希望于此，难道就没一个刊物掌握在正常人手里？

  想了半天，王克犹豫不定地说：既然你不怕‘二进宫’，要去摸老虎屁股，那就摸一下，用这个剧本去试探一下中国的政治气温也好，只是凶多吉少太危险啊！”

  李天德坚回答：不怕！劳改一次与两次没有本质的区别。

  李天德动笔写起剧本。而他一反常态，颇为神秘的架势，立刻引起同组人的紧张。在劳改营，最令人反感和憎恨的，就是卑鄙无耻栽赃陷害，以换取信任，很多冤案都是这种人搞出来的。因此对写写画画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戒心。不久，同组的人就开始说风凉话了……

  矿部生产技术科把他借调去，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1965年元旦刚过，他正上山出工，被顾中队长喊住了，要他回去收拾好被盖，今天带他下山去。李天德紧张地回舍房卷被包，他怀疑有人举报了啥子，此前有过“重新犯罪”的被带下山关禁闭的事。

  忐忑不安地跟着中队长来到矿部办公大楼的生产技术科，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漂亮姑娘出来了，笑着喊着李天德，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还认得我吗？他迅速在脑海里回忆过去，觉得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想不起来，五年的牢狱，使他忘记了不少的人和事。

  她乐哈哈地问他:还记得大学的事吗？你不是经常来找刘增礼耍吗？我是他的同班同学嘛……

  李天德恍然大悟，原来她是陈艳芳！他激动得差点抑制不住自己。自古道：人生三大快意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金榜提名时。可这是什么样的“他乡遇故知”哟！

  原来,凉桥精选厂在搞技术改造，很多设备要自己设计、制造、安装，人手忙不过来。她到工程大队碰到顾队长，问有没有工科大学生或机械制造的技术员。他说了几个，听到“李天德”的名字，她一下子想了起来，材料送来，果然是重庆大学的，就叫老顾把他送了来。

  她是刘增礼的同班同学，他平时常去大土建，大家很熟悉。一次在沙坪坝看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力》，她没买到票，恰好晓惠临时有事，两个人还在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呢。陈艳芳长得漂亮，气质也好，难怪那么多男同学追求她。真料不到8年后会在劳改营相遇。

  原来高连长一直追求陈艳芳。但他在反右运动中的狰狞面目令人发指，陈艳芳终于明确拒绝了他。高连长恼羞成怒，欲至其于死地，又急色垂涎，真象饿汉捧了个烫山芋。临近毕业高连长找她摊牌：你要是跟我交朋友，保证你能留重庆。要是再说个不字，我叫你后悔一生！陈艳芳气得浑身慄抖，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以为得手，扑上去一把抱住她，陈艳芳一记重重的耳光。

  毕业,她被发配到当年为人不屑的劳改系统，在深山老林当了管劳改的技术干部。

  科长难得见面，一切由陈艳芳负责，她对李天德很关照。科里几乎清一色的教授、工程师之类的老就，大家对陈艳芳十分尊敬。而令人不解的是，所有人一上班都埋头干活，连翻报纸也轻轻的，重要新闻也看而不议。

  一天，看到柯庆施在成都去世的报道，李天德脱口而出：嗨，你们看，柯庆施死了。同室15个人惊诧地扫他一眼，又害怕地各自埋头写写划划。他继续说：嗬！柯庆施职务还不少哩！你们听我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担任这么多职务，怎么忙得过来？权力不是太集中了吗？

  没有任何反应，他也警觉起来，怪哉！这些人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嘛。回到寝室，他问邓慎修：邓老师，我念柯庆施死的消息时，为啥子大家都不吭气，好像躲瘟疫一般？

  邓慎修警惕地扫视一眼，见没其他人，才小声地说，小李，这些事情怎么随便说得呢？特别是你说职务多忙不过来，权力太集中的话，就不该啊！你我都是有罪的人，根本没有谈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资格！

  李天德明白了，劳改队有的是高级人材，调到生产技术科的人，真是千里挑一不容易。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居然和矿党委书记、矿长、干部们一个办公大楼进出，一个食堂“同吃喝”，这叫“坐办公室”呀！等于从地狱升天堂了嘛！谁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差事，每人都小心谨慎，生怕砸了这“金饭碗”。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使他陡然觉得和田教授几个“老反”一起时，是何等“言论自由”，心情舒畅啊！

  不过这种老死不相往来，少了相互检举揭发，也使他放心大胆好写剧本。他伏在小桌上写到深夜，同寝室的老邓和老郭都会熟视无睹。

  技术科和宣传队在相邻的大院。一天晚饭后，王克邀他到河边散步。王克告诉他：去年毛大爷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发雷霆，骂□□部和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指责文学、电影艺术各协会的绝大多数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上去了。毛大爷点了几十个文艺作品的名，把它们统统骂成封、资、修的黑货。你这个剧本，早一年可能会有刊物发表，现在已经晚了，这一棍子扫下来，想发表的也不敢了。

  果真如此，在文艺刊物发表的希望,岂不成了泡影？李天德不敢相信地问：周扬整胡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些人，都是立了大功的左派。毛大爷要反的是不听话的，怎么会整他们呢？这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 

  王克告诉他，毛大爷臭骂□□部、文化部的话，去年党内就传达了。又劝他那个剧本的事是否不要动了……

    李天德坚定地表态：不改初衷，照样写！争取八月份写好寄出去。倒要看看是否所有的编辑都被吓住了。

  1965年8月，剧本终于脱稿了。剧本取名《和平里的战争》，五幕九场。大编导王克给过很多指导，评价也很高。他分别投稿给《剧本》和《人民文学》。没想到，剧本被编辑部加上批示，寄回作者单位，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罪证，装进了档案。

  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李天德请假到石棉城去买点生活必需品，还想要办一件大事。

  无帽就业人员程文礼离婚，对他的震动太大了。程文礼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调干生，在部队上是中尉。大鸣大放时，他只给院党委提了一条建议。反右时考虑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过伤立过功，没打成右派，给戴了一顶“坏分子”帽子，开除党藉学藉，劳教两年。

  按文件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可回原单位，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哪个单位会接受劳教人的？大多数人因原单位不接受而一辈子留在劳改营。程文礼进大学前的部队当然不接收他，其他单位又不要，只好留劳改队就业。由于他的身份好，部队功臣出身，平时干部颇关照。他也知恩图报，成了“积极分子”，当上中队大组长，就业人员戏称他“狗腿子”。

 前不久,爱人与他离婚了，女方的离婚理由，一是他回不了单位回不了家，二是连累妻子与孩子。他妻子去年本该升半级工资，但因她与劳教的丈夫“划不清界线”，单位不给长工资。她也解释过，领导却说，解除了劳教为啥又没放出劳教队？说明他还没劳教好！七岁的女儿该读小学了，可学校了解到孩子父亲在劳教，断然将孩子退了学。

 李天德很同情程文礼，叫他找干部出个改造好的证明，先把家庭保下来。程文礼告诉他，一切都没用，改变不了现实，老婆跟自己有感情，离婚也舍不得。但有啥子办法？自己也不忍心拖累老婆孩子只好离了算个球！

  李天德闻声很生气，说干部再三告诉我们，只要改造好了就有光明前途，你总该算改造好了吧？可你爱人和女儿却遭到无端歧视，这又如何叫我们相信党的政策呢？改造好的标准是什么，谁又说得清楚？
有个屁的出路！纯是骗人的鬼话。难道你也相信有出路？程文礼颇为气愤。

  李天德的心都凉透了！倘若和崔燕组织家庭，必然遭遇一样的不幸。感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软弱无能的，劳改队离婚的事太多了，没人能顶住社会的压力，何况他比别人还多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决定到石棉城，私投一封信给崔燕，劝她同自己断了情缘，另择佳偶。

  第二天天不亮，他和崔义仁上路了，但没有告诉他自己的想法。走到下叶坪矿部汽车队，碰上王克、田教授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来。

  王克说：李天德，等啥子班车嘛？大家一起走好吹牛。李天德知道他有胃病，就关心地问：王导演，你的胃病能走长路？王克的精神好象比以前好得多，说正因为有他妈的这个胃病，他才主张多走路。抗战时期，经常在川西一带农村跑，宣传抗日，什么病也没有。可解放后一进城，毛病就来了。

  难得大家都心情这么好，田教授调笑他：那是因为你脱离了劳动人民，在城里过起了资产阶级老爷生活才得病嘛。我们在五家曼关起门来搞社教，今天才第一次下山。若再见不到你，我就要怀疑你又被抓了哩！大家都笑了。王克说：不会抓我的。这回毛大爷的阶级斗争矛头，不是针对你我这些死老虎的。要不李老弟的那个七步诗，就该抓了！他告诉几位，国庆放假，宣传队就要上五家曼来表演了，他是导演。孟夫子揶揄他：你老兄混得不错嘛，国家一级导演，居然混到劳改队来演戏了。演些啥子嘛？

  王克说什么都演，相声、金钱板、跳舞，唱毛夫人搞的现代京剧。待大家笑过，王克说得到个新消息：毛的阶级斗争对象，五七年是老右，现在目标转移了。说苏联变修，是执政党的领袖不信马列，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出了赫鲁晓夫。去年还只是问，如果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现在却明确提出，中国反修防修，重点是防止中央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孟夫子说这是明确了上次的话题，但又怀疑他从哪里得到这么确切的消息。王克马上申辩，这是毛大爷亲口说的，在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他老婆前几天来探亲，告诉他这个最新动态。王克的老婆对他是忠贞不渝，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但千难万苦，她也要和王克一起走下去。一有假期，就大包小盒地提着来看他，在劳改营都成了人们传扬的美谈。

  狗熊很有几分调侃地说：你没和老婆离婚是对的，否则，怎能知道毛大爷的这些话。王克苦笑一声，说他是想离的，免得连累老婆、孩子，可他老婆舍不得他这个反革命老公呀！

  王克又说起来，前不久矿党委政治部贾主任动员他挑头把矿业余演出队搞起来，见他为自己的身份犹豫，就告诉他，在劳改队年纪大了，以他的身体会搞垮的。只有发挥自己的专长，把演出队搞起来才有出路。又安慰他说，你怕啥子？你们这些人算得啥子嘛？经过劳改问题都弄清楚了，权力也没有了，人民政府还怕你们造反不成？现在担心的是党内出修正主义。毛主席向全党发出警告：修正主义分子中央委员里有，书记处书记也有，国务院副总理，省部级里有，甚至在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也有！阶级斗争的重点，就是党内修正主义。这次运动，都是搞党员干部。

  李天德恍然大悟，怪不得社教运动，自己轻易过关没受处分。

  在石棉城，他还是把信投进邮筒。他劝崔燕同自己了断情缘，另择佳偶，以免耽误终身。对往后的形势，他有自己的判断！

          13.2   冤狱“少年抢劫犯”徒弟们

   国庆后，精选厂技术改造设备图纸全出来，李天德无事可做。一天，陈艳芳把他喊到办公室，有些不舍地说：李天德啊，我们是老同学了，能照顾的，我一定会照顾你。我本想长期留你，可机修厂又要你，你就到机修厂去吧。她说对机修厂的指导员介绍了他的情况，会安排一个适合工作的。

  他离开呆了8个月的生产技术科，去了河对面的机修厂。

 李天德被安排到新成立的钣金工组当生产组长。任务是指导生产精选厂技术改造所需各种除尘设备。全组20个人，全是从凉山大队调来的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上。他们都是苦日子年代送劳教，去年才从西昌地区米易县湾丘劳教农场调来石棉矿的就业人员。这些年青人早已厌恶了挖石棉，对调到机修厂当机械工人学技术，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强烈欲望。

  其中，李天德最看重17岁的吴小波和18岁的黄元伯。他俩有礼貌，聪明好学，不像其他青少年有那么多不良风习气。任何零部件图和操作方法，一讲就能明白和掌握。不到两个月，连最难的锥形三通放样，都能准确画出来。又有强烈求知欲望，真把劳改当大学，常说劳改队里能人多，学到真本事，出去人家才能看得起。

  吴小波与黄元伯都因"抢劫"罪被劳教。无论谁听到这吓人的罪名，再看看那乳臭未干的娃娃脸，都不会相信当年只有十二三岁的他俩，竟会"抢劫"！

 星期六晚饭后不学习，李天德约上王克，边散步边听他俩的案情。
1960年，吴小波初中二年级。城市人口粮每月配给17到21斤，口粮外没任何供给。
  （照片:1965年10月1日，李德摄于新康机械厂)

  食堂炊事员看人下勺再克扣一点。蔬菜很少，老百姓连肉影子都见不到。黑市上偶尔有点肉卖，弄不好就是人肉！

  吴小波年幼懂事，班里有几个同学中午不回家。有个军区干部的女儿，早上吉普车送，下午车接，中午留校吃压缩饼干,那是老百姓连影子也看不到的希罕之物。她每每吃得津津有味时，还总要得意地吧叽嘴，激起几个男同学的愤慨。有天她上厕所，棉纺厂子弟张卫国走到他座位前，说要把她书包里的压缩饼干拿了平分。

  吴小波不为所动，说不去拿，我妈说的，一个人要先饿其体肤，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长大了才能干一番大事业，不要羡慕别人的荣华富贵。张卫国找另一个男同学拿了饼干就跑。那女生回来发现饼干不见了，就问吴小波是不是他偷的。

  听她出言不逊，吴小波气得不得了，立刻回敬她：你才偷，你又不当兵，不偷哪来压缩饼干吃？那女生哭起来，跑到班主任那里去告状。第二天，年青军官带她找校支部书记交涉。吴小波刚进校门，就被辅导员喊到校长办公室，劈头就责问他为啥偷人家的饼干，偷吃饼干还骂人，这是什么行为？

 吴小波傻了眼，好一阵才结结巴巴解释自己没偷。书记哪听得进申辩？小波又不忍告发张卫国。在全民饥饿的岁月，她是军区大官的女儿，而他是右派儿子。学校以"偷盗"开除他学藉，送劳教两年，劳教通知书上却写着"抢劫"罪。

  说到这里，吴小波已是气愤填膺：狗日的！天下还有啥公道可讲啊！王克问他爸爸是干啥的？现在做啥？提起来小波更加伤心，他爸是中学老师，右派，送劳教不久就饿死了。

 李天德安慰小波：你和你爸都是不幸的。尤其是你，小小年纪就受连累，但不幸的事无法挽回，只有将来等历史来评说。你妈说得对，一个有抱负的人，都要受一番磨难，才能成就大事业。今后好好学技术，再多读些书，特别是政治历史的书要多读，让自己多些知识多懂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要怎么才能改变。只有弄懂了这些问题，今后的立身处世才有帮助。

  1964年冬解除劳教不久，吴小波从湾丘农场调来，穿一身破烂棉衣，背一床发黑的烂棉絮。一个月13元工资，扣8元伙食费，还剩5元钱，他全拿去向附近老乡买粮食吃了。到石棉矿后每月30元零5角钱，才换了衣服和新棉被。吴小波说：爸爸死后，就只剩下奶奶、妈妈和妹妹了。妹妹珍珠13岁，读初中二年级，学习好。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全家合影，李天德看了留下很深印象。他建议小波：爸爸死了，你就得象个男子汉挑起家庭的重担。工资要计划着用，每个月给家寄15元钱，鼓励妹妹好好读书，要帮妈妈分担忧愁。

  黄元伯更可怜。他比吴小波长一岁，拉得一手好二胡，写得一手好彖字，罪名也是“行凶抢劫”， 劳教两年！

  他爸是国民党宪兵中尉，成都解放前逃台湾，留下他兄妹和妈妈，靠妈妈在银行当会计的工资维持生活。1960年的一天中午，妹妹到食堂打一家人的午饭，回家路上被两个男孩抢走了。黄元伯总想找那两个小强盗算账，每天放学就带着妹妹去打饭。一天看到两个小男孩来打饭，就问妹妹是不是那两个坏家伙？妹妹先说像，又说不像。他哪管那么多，那两小孩端饭走出食堂，他冲过去夺过饭盒就跑，两个小孩边喊边追。

  恰好居委会治保主任路过，忙上前拦住他，想问个清楚。黄元伯不顾一切向主任撞去，主任被撞倒在地，认出是她辖区内"外逃反动军官"的狗崽子。她亲手办了送劳教的手续，交市劳教五人小组。并声言：不把这些狗崽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打下去，就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宁。可怜临到派出所来抓儿子时，他母亲还不明白是为了什么。

  李天德愤恨不平地说：不是标榜社会主义比资主义平得多吗？难道就体现在制造冤案上？！小波和元伯两个，因为爸爸而受株连，为两片饼干和几两米饭的小事，就送劳教，葬送一生，这社会还有啥子公正道义可言！

 吴小波听了很感动，说李老师，我劳教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你和王老师这样的好人。

  王克苦笑道：你们也不是坏人啊！黄元伯搞不明白：好人怎么要坐牢？李天德长叹一声：这就叫阶级斗争！                 

         13.3       “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拿着第二份刑事判决书问李天德，这上面的“党天下”和“改组国务院”罪名，缘何而起？李天德说起了事情的由来。

  1965年夏季后，劳改营形势越来越紧，老就们压力越来越大。每天政治学习，读着那些杀气重重的报纸文章、社论文件，管教干部的脸色更显杀气。社教运动，开始好像是农村的事，渐渐转向城市，不到两年又转为“四清”运动。

  看起来是干部问题，但句句篇篇都让人心惊肉跳。“劳改释放犯”自然是阶级敌人，长期政治改造，已经使他们如惊弓之鸟，管教又不断敲打，更使有些人神经都快崩溃了，晚上总有人睡梦中尖叫、发癔症、说胡话。管教还暗地安排人记下他们的梦话，要从中挖案情。

  管教组织反复学习社教的纲领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双十条"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断言：“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那就要不了很长的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天学完"双十条”，躺在铺上心事重重翻来覆去睡不着，黄元伯突然爬身起来，大惑不解地问李天德：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太吓人了，这阶级斗争，是哪个阶级在和哪个阶级斗争，我们算啥阶级的人？
吴小波自作聪明抢着说：干部天天叫大家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我们肯定算地、富、反、坏、右这个阶级了。

  李天德说是，也不是。因为并没有把地、富、反、坏、右划为一个阶级，而是定成“五类分子”。若按毛主席划分阶级的方法讲，大概只能把我们算作反动阶级。这么说也不正确，因为阶级的划分，是以人的经济地位，拥有社会财富多少而定的，并非以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为依据。

  吴小波不理解：既然以财富多少划阶级，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完全靠工资，我们该算是无产阶级了？

  李天德解释说：劳改释放划入“二十一种人”，当成反动派。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只说凡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根本未提“二十一种人”这个群体。毛的这些话难理解，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究竟。在现实中，哪个私人还有土地和工厂？没有土地哪来的地主？没有资本家哪来的资产阶级？

 黄元伯紧张兮兮地问：那修正主义是不是在说我们嘛？我们天天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出力流汗，比龟孙子还要低三分，哪个也不敢去招惹，怎么说会使中国出现反革命复辟？ 

  李天德哈哈笑起来，要他们放宽心，毛大爷现在大慨不是要打我们这些死老虎。他提出修正主义是在党内，在中央，那他要整的，可能是手里有权的党政领导干部，直到中央领导人，与我们好像没啥子关系。

  吴小波越听越高兴，叹口气说：听李老师这么一讲就睡得放心觉喽，管他整哪个，只要不搞到老子头上就安逸啰。不过还是搞不懂，那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又是啥子东西呢？

  李天德摇头说无法理解。从理论上讲，修正主义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就解释不清了。毛主席说彭德怀张闻天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可彭德怀反对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嘛，怎么能说修正主义？毛主席恨赫鲁晓夫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反对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斯大林大杀布尔什维克，你们说这把刀子该不该丢？毛主席手上也有几把刀子，一把是对我们这些右派和反革命的，另一把是对共产党内从中央委员到元帅彭德怀这些人的。

  有个年轻娃儿听了也很开心，说跟李老师一个组是我们这些崽儿的福气，不受欺负又长知识，以前那些犯人吃柿子专捡软的捏，老是欺负崽儿。他又问起：李老师，你这么个有知识的好人，咋个还当起右派，跟我们坏人关一起呢？李天德打断他说：我是好人你也不是坏人嘛，我的右派是毛大爷封的。

  另一个娃儿从铺上坐起来说，右派都是有学问的，他舅舅就是读大学说啥子“党天下”，打成右派坐牢了。

  李天德调侃说：“党天下”不是你舅舅说的，那是储安平"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点意见”的话。他说三大改造后，共产党包揽一切权力，成了党天下。建国之初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可是后来政府改组就变了卦。结果把他打成了大右派。

  没想到，第二天生产组长“严大学”跑去汇报说，李天德骂共产党是“党天下”，要改组国务院。干部暂时没动他，写成材料又装进档案。

  1965年11月，精选厂技术改造进入紧张实施阶段。李天德每天都要带黄元伯、吴小波几个人加班加点安装设备。这`天顺利，下午四点就组装了一台吸尘器，李天德带二人到川矿机修厂俱乐部去耍。

  俱乐部茶园，新康汽车队的高师傅正和川矿几个人喝茶谈天。见他来，高师傅忙招呼他一起喝茶。川矿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很热情地让坐，又招呼服务员泡一碗"盖碗茶"。入狱以来一直被作贱的李天德，第一次与工人喝茶，心里很高兴。高师傅有意抬举他，对胖子说：陈师傅，这是我们新康矿机修厂的李技术员，重庆大学机械系毕业的。

  陈师傅叫陈学礼，工人尊敬技术员，一听很客气：幸会幸会！欢迎李技术员到我们车队指导。我们就在川心店，请李技术员一定来。李天德忙说：不敢不敢，有空一定来请教。大家边喝茶边聊天。

  一个看报的年青人问陈学礼：胖子师傅，你看过"海瑞罢官”这个戏没有？陈师傅说只看过川戏"海瑞骂皇帝”，就是海瑞骂那个嘉靖皇帝老倌嘛。年青人扬起报纸说：这里有个"海瑞罢官》的戏，受批判了。

  李天德借过报纸看了个把小时才看完，尽管以后干部无数次组织学习，他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生出的厌恶。姚文元像一个文痞，挥舞棍子乱打。初看标题，他又为反右英雄吴晗受批判而幸灾乐祸。把文章看完，他感觉大变。姚文元的文章大有来头！

 李天德急着把消息告诉王克，便借口厂里还有点事，告辞要走。黄元伯正在拉"洪湖赤卫队”的曲子，一些年青女工都吸引到窗口听。听到喊回去，兴头正足的黄元伯恋恋不舍地收起家伙。

  回到机修厂，高音喇叭在播晚饭必放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曲子。吴小波帮他买饭，李天德直奔图书阅览室，借来"文汇报”，又把正在吃饭的王克喊到寝室，要他先看。姚文元这一“评”太长，李天德吃完饭好一阵子，王克还未看完。吴小波几个年青人跑来邀去打兰球，让李天德给撵了出去。

  王克看完一脸苦笑，说姚文元的东西很好，也很可怕。说好，姚文元和当年左得可怕的吴晗这些左派们咬起来了。说可怕，这大概是真的要搞一场大文字狱，对文化人大围剿了！批"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还不只是要搞一场文化运动！

  李天德也说，把"海瑞罢官"这么一场戏，硬扯上是为“单干风”、“翻案风”摇旗呐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绝不只为整吴晗一个人。毛大爷有更深的意图！

 王克对李天德表示起自己的担忧来。他说只有你老兄不怕再坐牢，敢写剧本翻五七年反右的案，恐怕这件事要担很大的风险。这几年文史哲领域，哪还见到什么新观点？除了趋炎附势去证注解“伟大真理”外，理论界还能干什么？就算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反对三面红旗，又错在哪里？错案为什么不可以翻？三面红旗本来就错了嘛，为什么不能反对？反对了，翻了案，又有何罪？！

 不久，"北京日报”刊登出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没有过关。1966年3月，又翻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三家村”的批判也日渐升级。王克是劳改队的笔杆子，借着写大批判文章，好不容易借来“大毒草”"燕山夜话”，大开眼界。

  在"一个鸡蛋的家当”中，邓拓以寓言的形式，讽刺了利令智昏的大跃进。说有一个穷人，一天捡到一个鸡蛋，喜冲冲地拿回家，对他老婆说：这下我们可发财了。这个蛋孵成鸡，鸡再生蛋，蛋又变成鸡，这样连续下去，就能变成万贯家产的财主。那时再讨个小老婆享用。他老婆本来还为男人的发财梦而高兴，可一听说发了财就要讨小老婆，不禁怒从心中起，一下就把那个鸡蛋砸了个稀烂。难怪这篇杂文罪不可赦了。

 就连吴小波听了都同情邓拓，说那个大跃进该不该让人骂？天下人谁不骂？诅咒十次百次也不解恨！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就是骂他十八代祖宗都活该。不是大跃进，我们怎么会受这样的罪！

 1966年，五月的山区，山花烂漫，绿林滴翠，美不胜收。

  李天德到图书阅览室找报纸，小郑干事正在摆弄新采的山花。李天德赞不绝口。小郑干事递给他"解放军报”：新消息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记住啊！

 "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李天德恭维她说：你们当国家干部的毛泽东思想真是学得好，出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真是高水平啊。漂亮的小姑娘把嘴一撇：讽刺我干啥？你李大学才积极，天天都来看报读书，关心国家大事，连篮球都不去打了！ 

 李天德有空就泡图书阅览室，他读完了那里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著作，成为打眼人物。以至在评“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时，连续两年全队一致选上了他，只是管教干部那里过不了关。 

 晚上学习，全厂干部、工人和就业人员一起听社论，然后讨论。社论从"海瑞罢官”剧本扯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头等大事！”

  回到寝室讨论，没人发言。小组里这20个十三四岁就进劳教队的年青人，实在没兴趣讨论几个剧本、几篇文章掀起来的风浪，也搞不明白，这怎么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杨指导员踱到组里，见无人发言，就问是怎么回事。李天德说大家还在考虑，考虑好了就发言。指导员气得恶声恶气地训斥他：还考虑啥子嘛？想到啥子就说啥子，有啥认识就谈啥认识嘛！李天德先来说，大学生嘛，该起个带头作用。敞开思想谈，不要有啥子顾虑，说错了也不怕，不会扣帽子的。不说可不行！

  杨指导员的凶劲，一下激起他的仇视，憋在心里的话忍不住冲口而出。于是他提高嗓门，说既然指导员点了名，自己就先来说两句，说错了，指导员可不能批斗啊。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先自己是不清楚的。只是在把吴晗、邓拓他们揭发出来后，才明白是有所指的。不过我又有点搞不懂，"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怎么就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威力吗？果真如此，那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太脆弱了吗？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解放军报”社论说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大论战，这就感觉有点怪了。既然是大论战，就应该有论战双方出场，平等说话。可实际上只是姚文元一方对吴晗、邓拓的批判讨伐，由姚文元随便说，没有吴晗辩护的机会。根本不存在论战，在真理面前不是双方平等的，不公平……

  指导员憋了好一阵，才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谈得不错嘛，能结合思想实际，大胆谈出自己的看法。大家都要学他，有啥子对党和政府不满的，都可以谈，听到没有？！

     13.4   “总动员令” 与劳改营的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5月25日晚，矿党委高书记到汽车大队和机修厂，亲自给干部、工人和无帽就业人员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王克因抓文艺宣传队出了成绩，宣传队在劳改系统的文艺汇演中得了几次第一名，领导上破例在全矿唯一给他摘了帽子，这次，他享受到听全文的政治待遇。

 《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高书记宣读：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小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等四人。姚文元、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是组员。

  而李天德这样的戴帽“反革命”，集中在球场由管教科长训话。球场四周，夜幕中刺刀寒光闪闪。管教科长训话：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通知，从今天起，全国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各式各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你们必须在运动中规矩老实，不准乱说乱动，夹紧尾巴接受改造。从今天起，要强化对你们的管理，一律不准请假外出，不准擅自离开劳改队半步！谁要胆敢在运动中以身示法，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砸烂他的狗头！

  第二天晚饭后几个人凑在一起散步，王克很有感触：《通知》把共产党内说得这么耸人听闻，连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已睡在“我们身边”了。看来，毛、刘、周、朱、陈、邓，除毛本人外，大概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要甩开手来大干一场了，要用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彻底甩掉对他有所牵制的那些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今后的中国，就由他随心所欲了！高山擂鼓，现在总算明白他的真实意图了。

  6月1日晚，机修厂全体紧急集合。高音喇叭响了，矿党委政治部发出紧急通知，叫各大队收听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管教干部喝声急促高亢，当兵的刺刀上膛齐唰唰跑步进场。气氛紧张得让人心惊肉跳。身边的吴小波紧张地小声地问：会是什么重大的新闻？抓出赫鲁晓夫了吗？

  广播传来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大字报，这使李天德有点失望。大字报是久违的另类。五七年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没人逃脱右派的厄运。记得也是在6月1日晚上，电台全文广播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而十年后又在广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李天德不禁惋惜：这些人怎么不吸取五七年的教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回到寝室，几个年青人都问他：李老师，大字报就是这么写的吗？

  出乎意料，聂元梓非但没当右派，反而成了大左派！北京市委改组，打倒彭、罗、陆、杨，党政文军都刺刀见红。李天德感叹至极：看来聂元梓的大字报不是五七年右派的大字报可比的。这回真的要借助大字报造势，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6月中旬，王克惹了大祸。

  南京大学揪出党委书记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院长贺绿汀。这天李天德上三楼找王克，见他正和钱长江几个人喝酒。王克举起酒杯，醉熏熏地喊：来……来，小李，喝一杯，祝贺……贺绿汀老兄当黑帮！李天德知道他是为在上海和延安时有交情的贺绿汀抱不平。

  王克醉得一塌糊涂地说：我……我猜他老兄挨整，一定是和大爷……大爷夫人有关。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李天德吓了一大跳，这还了得！酒乱人性，一点不假！王克又结结巴巴地骂道：他妈的，贺老兄同我……我，还有兰……兰蘋，就是他妈的江……江青，我们都知道她……她的底细，她在上海，和人乱搞……

 李天德吓得头都要炸了，忙和钱长江把他扶上床，吓唬说：你是反革命，说话小心一点，这话都说得的？！王克一听吓呆了似地。李天德忙说：睡吧，睡了就没事。王克和衣睡下，不一会听到他的抽泣声。

 星期日早上，本想睡个懒觉，可一想到昨晚的事，李天德忙起床跑上三楼。王克正和高师傅、钱长江几个人早餐喝稀饭。

  他一见李天德，就哎声叹气：妈的，不知怎么搞的，昨晚喝醉了。见寝室里是几个聊得来的人，李天德问他还记不记得，昨晚上攻击中央首长，还说了大爷夫人。王克楞了一下，又恢复那付苦笑的面孔，学着四川方言说：格老子的我早就有气了。兰蘋算啥子嘛？老子在上海，她也一起混饭吃嘛，今天和这个男人搞，明天和那个搞，有名的骚货。老子逮捕她也逮捕了，她和我都是保释出来的，她找个好老公就没事，老子就硬要栽个变节的罪名？

  王克讲过，原来他对江青也没有多大仇，一个女人嘛，还同过事。江青成为毛夫人，他觉得有些不大妥，她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太多了，在延安又听了不少，党内私下议论很多。共产党的领袖怎么找这么个女人？但那是人家的私生活。他对江青也抱过幻想，肃反时还天真地要组织上去找江青搞调查，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潜意识里还有几分自得：江青与他同样经历，人家还是毛夫人，自己当然也没有问题嘛！只是后来事越弄越坏，他才越来越不平，而江青也越来越嚣张。 “文革”后，随着江青骄横跋扈狂吠乱咬不可一世，国人皆以妲姬、武则天乱象视之，王克的积怨发展成为心疾，终于怨恨变成了不吐不快的恶愤。

 李天德看天气不热，又不准外出，便提议大家到梨儿沟去拣梨儿吃。几个“老反”边走边谈。

  钱长江对共产党的窝里斗总是幸灾乐祸。他原是国民党空军中校驾驶员，解放战争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军，在空军当教练。大鸣大放，因对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提意见，打成右派，连“为蒋匪帮充当屠杀人民的侩子手”的老账一起翻出来，五八年打反革命，判6年。他对共产党有一番看法。

  王克附和说，共产党就是喜欢窝里斗，贺绿汀怎么可能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呢？他的作品比哪个不革命？姚小子骂贺绿汀披着老革命的外衣，你他妈又披的是裤子？去他她妈的！

  劳改队不修口德。犯人坐监，不准喊名字，只许喊监号。但一大串数字难记，也为犯人深恶痛绝，干脆私下起绰号。对管教，他们也是私下叫：“铲头风（眼睛蛇）”、“猫头鹰”、“屠夫”之类。这回又传开江青为“大爷夫人”、“疯子”，陈伯达叫“老麸子”、康生是“四眼狗”、姚文元是“姚小子”……

  后来不少人因图嘴巴快活而加罪，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李天德不解，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已搞得热火朝天，劳改队一点动静都没有，好象不大正常。钱长江说他没脑子，《通知》讲过的，文化大革命在“五界”中搞，连工厂农村都不搞，又怎么会搞到劳改队来？劳改队哪来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共产党自己整自己忙不赢，哪里顾得上劳改队？

  他不大喜欢钱长江，认为那人骨子里对共产党有仇，巴不得党内天下大乱，共产党立即垮台才好。自己同他不是一路上的。但王克说他有思想靠得住，为人有骨气。哪想得到后来钱长江被捕后，骨头发软，把他们平常谈话的“问题”一股脑交待出来，害人不浅。

 8月18日下午刚下班，高音喇叭响了，转播毛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群众的新闻：毛主席穿一套绿色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中，同周围许多人握手，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人民日报》大幅照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举着右手向广场群众挥手致意。他后面跟着身材单薄的林彪，头戴绿军帽，手举“红宝书”。刘少奇居然排在陈伯达、康生之后。

 寝室里，王克正和人凑在一起看那大照片。林彪在大会上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从来不敢说多话的高师傅冒出一句：按照林彪的说法，这被打倒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大概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全部历史了。王克什么也不说，李天德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天下大乱！钱长江有点幸灾乐祸：这样才好，啥子都打倒了，多整些当官的进劳改队陪起老子们才对嘛。

  第二天吃完早饭，忽听指导员喊不上班了，统统回寝室！有经验的就业人员一听那喊声，就紧张地小声说，可能有事！“有事”就是开大会逮捕人。每逢这种气氛，李天德尽管不怕，但总是心情紧张。

 大家赶紧回到寝室。干部在外面高喊：所有的人，统统出来集合！就业人员大气不敢出，在坝子站好队，指导员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害人虫和封资修的反动东西。你们要听从指挥，不准乱说乱动。

 指导员和管教科两个干事来到门口，下令每个人的东西必须统统摆在自己铺上！干事翻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如获至宝，大声吼骂起来：李天德，你居然敢藏这些封资修的反动东西！复活？你他妈的是想复辟吧！老子问你，这本《复活》是从哪儿来的！

  国营新华书店买的！

  买的？你晓不晓得，新华书店是黑店，专门售封、资、修的黑货，反对毛泽东思想！

  不晓得！李天德口气很硬。

  不晓得？你他妈的个锤子，在老子面前装啥子蒜！耍啥子狠！老子待会儿好好收拾你！

  李天德文化程度最高，年龄最大，书和本子最多，是搜查收缴的重点。不仅搜出了《和平里的战争》全部草稿，连往来信件照片也在劫难逃。黄伯元最心疼的是收走了《刘天华二胡曲集》，他说太可惜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这又是啥子封资修反动东西嘛。

  吃午饭，大家都在私下打听收缴的事。王克奉行“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回”，话不少说，决不留文字，但却有几件“封、资、修”被捣毁了。他是一个爱体面的人，在劳改队，他穿的囚服一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老婆也尽量给他送好的。这下可好，他成了搜查的重点：一床苏联毛毯，被当“修正主义”黑货，剪成了八大块；一只美国派克笔，因有英文字，视为“帝国主义的反动东西”踩了；一双从解放前穿到如今的意大利皮鞋，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被斧头砍去了鞋尖。  

  机修厂和汽车大队全体就业人员被彻底搜查了一遍。红卫兵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破“四旧”、立“四新”的恶浪；到处都在搞打、砸、抢、抄家、游街、戴高帽。劳改营则迎来了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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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余习广：2004 9月3日、4日、5日采访记录；采访对象：李天德；
李天德：《采访黄元伯记录》；
《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李天德：《和平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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