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5月25日（提前出版）刊登署名卡里尔题为《为什么向中国低头》的文章，认为美国正为防止大规模经济衰退而战，同时努力修复被两场无休止战争破坏的形象，而中国却不断增强和扩展影响力。中国到处洋溢着自信，很多中国人摒弃一贯的谦虚，取笑华盛顿经济管理不善，并要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多影响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专家声称中国时刻最终来临。文章说，很少人质疑中国亚洲第一的身份,甚至是日本。

中国在全球峰会上扮演主要角色，而日本往往不见踪影，这奇特的现象被认为是迟来的地位提升。此外，世界领导人默不作声地向中国低头，视中国为能力十足的超级大国。萨科齐向中国就会见达赖道歉，而美国则悄悄停止指责中国货币操纵。在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上，北京首次展出两艘核潜艇，发誓它的蓝水海军很快会把影响力投射到太平洋及以外。

加州大学学者大卫·康甚至认为，“回顾历史，你不会自动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越强大就越危险。”这或许没错，但有必要知道中国是否真准备好发号施令。

今日亚洲是一个混乱、多极之地，不适合等级制度。中国经济规模比邻国大很多，但技术、人均GDP远非无人能及。亚洲观察人士比尔·埃莫特写道，中国的发展受累于浪费性投资、膨胀的外汇储备和环境污染等。中国领导人最近称，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要争取亚洲领导权，中国模式很难说优于对手。日本的管理方面更好，技术领先优势明显。还有韩国，这个国家对“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的名号怨气颇多，已崛起为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之一。韩国的例子表明，今日亚洲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领导者：中国长于生产低成本产品，日韩在创新和高科技产品上领先。

外交政策人士担心，该地区中日同等强大的发展势头可能导致冲突。他们焦虑地认为，中国海军可能已习惯于探测日本的防务，同时东京一直不断增加在争议岛屿的海岸自卫队数量，监测中国海上钻井平台。但这恰恰凸显中国离地区领导者还很远。没人知道中国是否会赢得同日本的一场小冲突，更不知道连日本盟友都拉进来的大冲突会怎样。

文章说，很多人认为，中美命运现在连在一起。中日也是这样。老龄化的日本受益于中国的低工资工人，而珠三角的工厂依赖日本机器和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邻国没理由应对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的中国。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说，虽然目前中美两国关系脆弱和不安定的程度要减少了很多。但两国在意向和价值观念上仍然不同，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充满变数，因此如何谨慎处理两国的关系是维持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因素。

何汉理日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关系学院发表的专题演讲中指出，目前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来说大致稳定，除非发生类似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样的震惊世人事件，这种稳定关系才会受到干扰。他分析了影响深远、发生的可能性不高、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

何汉理说，“三种最危险和可以想见的震惊事件分别是台湾海峡的军事危机、朝鲜政权崩溃导致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中国内部发生类似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危机。”另外，何汉理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触发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比出现一次性危机的程度更大的不稳定情况将是由于两国之间就一些意见分歧的问题长期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

何汉理列举了四种情况。首先是由于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的全球环保问题、如何通过技术合作来开发替代能源资源以及节省能源方面的看法各异，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第二种情况是美国同中国对一些准则和价值问题看法不同。比方说，中国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属于现代国家主权概念。那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而美国主张“后现代主权”的概念，那就是主张有限主权把负责任的国家和不负责任的国家区分开来，并主张在一个国家的人权安全情况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有权进行人道干预。第三种情况是中国同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日本和台湾之间存在的紧张局势。第四种情况是中国从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成为两国之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何汉理说，当世界经济的利害关系日趋重要以及中国的权力日益增长之际，特别是中国主张的利益伴随着美国方面不愿意配合中国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的时候，目前最重要就是如何界定中国所坚持的这些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中国对下列问题的一些主张；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对待达赖喇嘛。中国不但要求外国领导人不要接见达赖喇嘛，同时还要求不要给予达赖喇嘛的入境签证许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日渐抨击并且拒绝美国海军在中国经济专属水域巡弋的合法性。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还抨击美国对台湾的一些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并认为除非美国废止台湾关系法，台湾问题将无法解决。何汉理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对这些重新界定的中国利益的政策背后施加压力。“但是这暗示当一个国家认为权力平衡局势对它有利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以更过份自信和更具野心方式来界定该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国际社会的其他的成员国是否做好准备来应对中国的这些需求。”

何汉理认为，这些局势的发展会影响中美两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也认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逐渐指认出两国共同利益和价值所在，尤其是在如何凝聚这些共同利益的方面取得具体有效的措施，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可能朝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些措施包括：能够找出给予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发挥更大作用而又能够让中国有意愿承担更大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责任的途径；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赖而能让双方互利的措施；以及提高军事战略和部署的透明度。何汉理作出结论说：“因为这些发展会促成中美两国的互信以及就未来合作的前景带来更大的信心。”

美国东亚事务专家雅胡达在何汉理发表演讲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何汉理教授在演讲之中对中美两国的关系的性质作了非常清晰的说明，具体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所存在的一些意见相左的问题和价值观念。雅胡达说，展望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存在很大的分歧，体现在中国领导层对世界发展的看法以及美国对世界发展的看法。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这些分歧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雅胡达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如何有效的处理两国的关系；中美两国于2006年底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讨论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分歧，设法克服两国之间的分歧，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为了进行更广泛的对话，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1号在伦敦举行会晤之后，白宫宣布中美两国同意成立一个《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商讨包括能源、气候变化、人权和中国军事化等议题。相信这种对话机制对未来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性的作用。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政治评论家林和立的文章，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造成打击，但没有阻止中国领导人积极施展软硬实力。胡锦涛主席正在推行“准超级大国外交”，以巩固中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把自身看作准超级大国的北京不再回避与战略对手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准超级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将在从东盟到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机构扩张影响力。

北京指责华盛顿没能管好自己的跨国金融公司，大力游说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做主宰的“全球金融新结构”。最重要的是，北京正设法阻止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控制亚太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足够火力对抗据认为是由华盛顿牵头、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支持的“反华遏制政策”。中国军方官员和分析家说，为获得与中国当前全面实力相称的全球地位，解放军不仅应当谋求先进武器，而且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战，这显然是对“和平崛起理论”的修订。

更糟的是，美国还失去曾经拥有的不少道德优势和软实力。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业公司的大规模垮台显示了“美国放任自流式资本主义”的缺陷。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紧密控制社会多个方面的结合却在世界各地赢得尊敬。

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使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在地缘政治的谋划中胆子大起来。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开始问外交事务顾问这个问题：与美国需要中国相比，中国是不是更需要美国？二者相差多少，中国专家估算，如果从量的角度，同等程度的互相依赖为50：50。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成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至55：45。最近的情况证明一个事实，至少在经济领域，两国大概已经达成平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最大买主。温家宝总理已经公开质疑这些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些新情况，奥巴马政府缓和了对中国汇率政策和其他引发争议的贸易做法的批评，并且减少对北京人权纪录及西藏、新疆政策的负面评论。

北京新找到信心的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红线外交”。中国领导人在内部文件上提到，要在对中国核心利益至关重要且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的领域和问题上“划出红线”。比如，在孤立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上就运用了红线外交。与此同时，现金充裕的中国政府还拨出几十亿美元专门用来扩大“海外宣传”，也就是扩展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

北京大力推销的一个关键卖点在于让世界相信中国管理模式的优越性。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能否在这场全球极力“造反”中取得成功？很多都取决于北京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充当遵守法律的国际社会成员，也就是华盛顿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但是，中国的形象最近因为其附庸及同盟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受损。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谴责平壤，反而试图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金正日政权实施新的制裁。北京的行为提醒世界，中国还与缅甸、苏丹、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国家保持着类似的关系。北京似乎原谅朝鲜“边缘政策”的一个原因在于，北京想在和美日韩打交道时用“朝鲜牌”。但是，中国领导人这种不信任态度疏远了美日韩和其他一些国家。毕竟，北京准超级大国外交的不利方面就是将给中国批评者更多弹药，并且使“中国威胁论”更可信。

北京最近与日本和非律宾发生领土争端时采取更坚决立场后，“中国威胁论”已经在几个亚洲国家流传开来。如果这些冲突升级，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和美国联合起来重新启动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看来，美国《新闻周刊的卡里尔题为《为什么向中国低头》文章中，说了一个冷笑话，至少，西方世界不断没有向中国低头，而且还准备如何遏制中国。而中国，现在也没有让世界低头的本钱，因为中国现在充其量是希望世界重视中国应有的地位而已。至于中国模式是否就真如有些舆论所说的那么具有优越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显见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但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覆灭。而西方的政体，至少维持了两百年，至今还没有覆灭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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