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行长亿元借款案的六大疑问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门前聚集了上百名群众，他们打出“农行还我血汗钱”的条幅，向银行讨要被行长李群借走的巨额钱款。经公安机关初步核查，截至今年5月17日，有28人到公安机关登记债权，出具借条金额共计1.65亿元。此外，截至4月30日，从与李群关联账户划至8家企业作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844笔，金额累计达3亿多元（5月20日《京华时报》）。

一问：银行行长为何高息借款？

银行行长借钱，不可思议；银行行长借款高达3亿多，匪夷所思；银行行长借3亿后投案自首，闻所未闻。

谁这么财大气粗借钱给银行行长？市民徐杨借给李群760万，安徽阜阳医药集团的孙志刚和妹妹孙永红先后共借给李群2300万元，阜阳市颖泉区广电局的工会主席张国琴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元的欠条，还有曾经是阜阳市颖泉区财政局国债服务部主任王彪等等。上述几人身份要么是公司老总，要么是公务员，借出的钱以百万计。试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数额巨大，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是挪用公款，还是贪污受贿？

这些人何以将大把大把的的钞票扔给李群？新闻道出一方面，那就是李群的老公、姐夫、爸爸、哥哥都是高层次的公务员，强大的家庭背景可以获得借款人的信任。可是什么样的信任值千万？没有人会不计产出的投入，借款千万的背后是“权钱的交易”。借款人的如意算盘肯定是今天把钱借出去，明天通过李群的权力或者关系网可以成倍的回收。可惜，李群投案自首了，让他们失望了，如意算盘落空了。

从目前的情况判断，“银行行长借钱”其实就是黑吃黑、狗咬狗的权钱交易，只是李群顶不住压力投靠了警方。  

二问：为何那么多人愿意把钱借给他？

耐人寻味的是阜阳3亿元借款流失并未得到网友怜悯，取而代之的是质疑并强烈要求查清债权人巨款的来源，因为债权“主角”都是公务员。譬如有网友追问到：一个地级市劳动局工会主席手上居然有4000万借条，这钱从何来？这些债权人是何身份？各占多少份额？能否列出一份借款清单？阜阳人民期待政府给一个公开、准确的答案。

令人遗憾的是对李群最为了解的工会主席张国琴拒绝采访，与此案密切相关的另一位某财政局主任王彪也不肯透露详情。拒绝的背后肯定有“戏”，笔者不揣冒昧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潜台词：一是，虑及自己的“屁股”不干净，惧怕话越说越多，随时“露馅”；二是，担忧“拔出萝卜带出泥”，借款清单会捅出个人财产收入的“冰山一角”；三是，上级未“通气”，在统一“口径”之前，不宜轻率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出“戏”是自我表白还是舆论倒逼，完全取决于“演员”的态度。

3亿借款如何得逞？这又是一幕值得玩味的剧目，有人说，3亿元借款背后绝非李群一人孤军奋战，作为一地方支行行长其权力、能力极其有限。其背后必有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网络和强悍的人际资源。此论不谬，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毕姥爷”效应立竿见影，甭说权力寻租，光是量量身份“名片”就足以让人不容置疑、争相阿谀。不妨看看这个公务员之家，据报道，李群老公是阜阳宣传部的领导（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她姐夫是我们旅游局局长，她爸爸原来是我们底下县城的县委书记，她哥哥又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其借款谁会质疑，谁敢怠慢，逢迎唯恐不及，何况还有丰厚的利息回报呢？疯狂地借款幕后折射出对权势的“顶礼膜拜”。

阜阳亿元借款案背后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权力之手，试想如果没有煊赫的权势，权重一方官吏会轻易上当，重金相借，重回报的精明商人会不计成本，学做雷锋吗？这其中的“奥妙”该有多少？公众又知多少？

三问：为何没有人担心行长还不上钱？

几十人人受害，“借”款总额超过3亿元，一个小小的支行行长，为何竟有如此大的能量？借条上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加上李群本人的签名及农行腾达支行的公章，有些10万、20万的条子甚至连公章都没有盖，这么多的借款却借得如此草率，受害者凭什么对借款人如此信任？

受害者徐杨的表白，也许体现了多数人的判断逻辑：“她老公是咱们阜阳宣传部的领导(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她姐夫是我们旅游局局长，她爸爸原来是我们底下县城的县委书记，她哥哥又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个家庭背景，我们对她肯定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家族显赫，所以深信不疑，旁观者也许觉得这推理太过简单，受害者却坚信此结论无比安全。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笔者以为，这些人之所以盲目笃信官员家族，可能是基于存在三个这样的思维前提：其一，官员可信。按照世俗的身份标签，可以将国民分为官员、商人、平民等几类，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极不健全的今天，供我们判断个人信用的社会资源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权有势”的官员都不可信，还有谁更可信呢？如此，则彰显了当前社会信用体制的缺失。

其二，官官相护。人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更何况他们还是兄弟父子的一个家族，虽是借给李群一人，还不等于借给了整个家族，又有什么不放心的？虽然现在早已不是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时代了，但如果李真的出了事，难道其他人会不管不问？而以这样的家族及能量，又有什么事摆不平呢？如此，则体现了公众心目中的官场生态。

其三，为官皆富。虽然说“隔墙砸官，十中九贪”也许夸张，但近年来贪案频发，且腐败数额“屡创新高”的现实，难免使人产生“为官皆富”的“错觉”。一人当官即可富荫几代，满门为官的富裕程度自然超乎我们的想象，怎么会还不起这点钱？如此，则公众心里的腐败预期已经到了令人心惊的程度。

综观近年来查处的非法集资案，比如最近的浙江丽水、湖南湘西等集资案，皆有官员参与其中，而李群案则显然将这一现象推向了极致。从这个角度将，深刻挖掘李群案的社会价值，认真剖析其中的运行机理，应该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四问：行长借款3亿元干什么了？

李群打的借条就是简单一句话，落款是李群的签名，并盖着农行阜阳腾达支行的公章，有些10万、20万的条子连公章都没盖。

徐杨共借给李群760万，利息是两分，李群只还了80万。徐杨说：“我跟她是十几年的朋友，她老公是阜阳宣传部领导、广电局局长，姐夫是旅游局局长，爸爸原来是县委书记，哥哥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个家庭背景，我们对她深信不疑。”

安徽阜阳医药集团的孙志刚和妹妹先后借给李群2300万元。李群向这些人借钱时称，是为帮一些中小企业偿还银行贷款。但现在，储户们表示怀疑。孙志刚借钱给李群时约定使用期是7天，一周后，孙志刚向李群催还借款，李群答应给孙志刚银行承兑汇票。孙志刚说，他得到第一张承兑汇票后，李群如约付给过他2.5分的利息，孙志刚没了戒心，将更大数额的钱打入李群指定的账户，至今已借给她2300万，但李群后期并没有给他银行承兑汇票。

另一位老板表示，一些企业为减少现金流，降低现金使用成本，需要使用承兑汇票，于是，这些老板成了李群借钱的对象。李群要钱，就给这些老板打电话，说有承兑汇票，让这些人打款给她。

李群的收款账户除了她本人外，至少还有另外7人，分别是：王彪、张国珍、张瑞英、杨海蔚、李玲、吕涛等。李群虽然说是为帮某些企业还贷，但是，李群不让他们把钱直接打给企业，而是打到李群指定的个人账户上，说这样可以规避银监会监管。

李群的收款人张国珍表示，李群以增加业务量为名，用张国珍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张国珍替李群收钱就是用的这个账户。

张国珍的姐姐张国琴也曾向妹妹的账户给李群打过钱。张国珍说，张国琴手里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元的欠条。2002年，他们就开始借钱给李群。

李群借来的3亿多元到底流向哪里？是弥补银行黑洞？还是为了个人挥霍？现在还是个谜。李群虽然说是为帮某些企业还贷，但是，李群不让他们把钱直接打给企业，而是打到李群指定的个人账户上。目前李群的钱去哪里了还是个问号，相信随着事件的进展，更深层次的玄机会一步一步展开……

五问：工会主席家哪来的4000万借人？

阜阳这个城市在国内很有名，但不是因为富而出名，恰恰是因为穷而出名。特别是在春运时，上百万的民工潮更让人对这一城市印象深刻。国人印象中，阜阳一直是个穷地方。但近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却显示，当地的官员其实并不穷，甚至还很富。关于李群非法集资案的报道更让人惊叹，阜阳的官员未免太有钱了，有一户官员家庭居然借了4000万元给李群。

“手里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元欠条的张国琴是阜阳市颖泉区广电局的工会主席，其丈夫高志严(音)是颖泉区劳动局副局长，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别说是阜阳这个安徽最穷的市，就是东南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哪怕是厅局级官员几十年不吃不喝恐怕也没法攒下上千万的家当。李群涉嫌非法集资当然要查处，但那些动辄拿出上千万元借与他人的政府官员有关部门也应该一查到底，究竟是贪污受贿所得还是挪用公款为已谋利？还是通过非法集资参与高利贷放款？

其他借款给李群的官员，除了要调查其钱款来源外，对其参与非法集资或发放高利贷的行为有关部门也不能视而不见，应该依照法律和相关廉政规定进行惩处。

六问：为什么又是阜阳？

近年来，安徽阜阳成了“多事之城”。从前后两任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因腐败被判处死刑、死缓，到“白宫书记”张治安涉嫌打击举报人致死；从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再到儿童肠道病毒感染事件，阜阳负面新闻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地级市中，算得上“名列前茅”。

对于阜阳的“负面形象”，当地一些干部觉得委屈，认为这其中既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效应，也与媒体“妖魔化”阜阳有关。但是，不断出现的负面事件，难道真的能用一个“妖魔化”来解释吗？

近日，“多事阜阳”又添的新案。无疑又为丑化阜阳抹上了重重的一笔。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案件”的是非曲直，自有司法裁判。但将这一案件与之前阜阳发生的一系列大案对比就可发现，“阜阳多事”绝非偶然。

在阜阳，民间早有“阜阳没有共产党”的顺口溜。而事实上，党的组织干部原则在阜阳辖下，也的确遭到长期的破坏和架空。从王昭耀王怀忠起，阜阳一地买官卖官之风久已有之。原阜阳市委秘书长张华琪更是成了卖官专业户，在他任颍上县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四年期间，批发官帽100多顶，人称“受贿不留死角”。而“白宫书记”张治安家族，在父子两辈的“苦心经营”下，将阜阳颍上县和其它区县的众多职位收入家族囊中，包括：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在当地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统治。

在阜阳，家族势力的扭曲膨胀，编织成一张张近亲繁殖的权力之网。在这里，权力不仅不再为民所用，反而成为贪腐家族敛财的工具，成为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杀威棒。这种任人唯亲、裙带成风的吏治腐败，也正是阜阳坏消息频传的根本原因。

“吏治坏则民生困”。阜阳的例子向全党全国昭示了干部任用不正之风带来的巨大危害，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引以为戒。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长期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宗族观念和封妻荫子思想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余毒仍深，一些领导干部在干部任免问题上喜欢搞近亲繁殖，像阜阳式的家族权力网绝非孤案。王昭耀当年成为安徽省领导后，就将自己的两个妻舅由化学教师和货车司机分别提拔成宣城市委副书记和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而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则将一双儿女安排在公安局任要职。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力配置，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干部任用原则，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正气不彰，歪风盛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打破这种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网，直接关系党的建设，事关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只有坚决遏止这股败坏党风政风的邪气，才能维护干部任免的公正，打破权力压倒一切的潜规则，让吏治清廉，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