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一百年以前， 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 来到中国西南边陲，从此， 大量的杜鹃花种被源源不断地带到欧洲， 作为观赏植物引种， 同时也被按照植物分类学体系鉴定、定名。 时至今日，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杜鹃花， 它们作为物种定名基础的标本正本 依然躺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 当杜鹃花遇到紫罗兰， 当东方遇到西方， 谁的生活被改变了？ 谁是见证人？[/B] [B]当杜鹃花遇到紫罗兰[/B] 福瑞斯特、东方标本与现代植物学的故事 1905年夏天，在中国西南滇藏高原的深山密林中，躲藏着一个年轻但形容枯槁的英国人，此人衣衫褴褛、头发蓬乱，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了。但他的眼睛还在因为恐惧而闪烁着焦灼的光。此前他的两个传教士朋友当他面被杀死，以及后来自己遭受的追杀，这些记忆还在折磨着他的神经，叫他不得有丝毫的放松。早就传言这里的喇嘛间要打仗，没人再到这里来。外面的人都说，他已经死了。 恍惚间他质问自己：我是谁？我到底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年轻的福瑞斯特与他的爱犬。 他叫乔治·福瑞斯特（George Forrest），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一名标本采集师，植物学家。在他28 年的职业生涯期间，先后七次来到云南探险，最长一次持续达三年。他探险旅行的足迹遍布于苍山和玉龙雪山区域以及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他所收集的三万多件植物标本如今安全地存放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标本室中，其中很多都是这些植物物种定名的正本；他一共采集了三万多份植物标本，新发现植物1200多种，其中有不下200种的杜鹃花。他把它们带回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植物园也因此拥有了中国本土之外最丰富的中国植物资源。植物园还专门修建了“中国园林”，园内植物全部采集自中国，它们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 ------------------------------- 100年后的一天，我走进北京一个花鸟市场，风和日丽。一共四盆生长得健康又漂亮的花引起了我的注意：玫瑰、紫罗兰、杜鹃和水仙，它们混杂在一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卖花人忽然问我：“你知道这些花的原产地是哪里吗，在很久以前？”我稍想片刻答道：“前两个是外国的，欧洲的，后两个是咱们中国原产的。” 鼎鼎大名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国园，园中植物多是当年福瑞斯特在我国云南的采集品。 然而我只答对了一半。事实上玫瑰原产地正是中国，不过它在很久以前就传到了欧洲，并随着西洋文明一同成长，现在又成为西洋文化的一部分被中国人认识；而特别具有“中国气质”的素雅的水仙其实原产地在遥远的地中海沿岸，不过它被引入中国的时间也很久了（唐朝时就被引入进来），现在已经完全溶入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而对于紫罗兰和杜鹃花，来自文化上的直觉使我对它们产地的判断没有出错。这种直觉欧洲人也会有，那是因为不管是紫罗兰还是杜鹃花，它们在大陆的另一端种植的时间都不长。一二百年的引种历史相对于上千年玫瑰“出塞史”来说，确实是短的。花卉、树木连同那些与植物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文化风俗，它们随东西方的交流从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许许多多个“福瑞斯特”让漂亮的鲜花融合进了每一种文化。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温室。 然而此刻的福瑞斯特却顾不上思索这些，他在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在则口（TSEKOU ）的遇险中，我丢失了几乎所有东西：700件干植物标本，70种植物种子还有照相机和50多张植物的底片，最糟糕的是我丢掉了整整一个季节的大好时光，这使我伤心不已。” 三个星期之后，福瑞斯特奇迹般地出现在大理，他还活着，刚刚度过了一生之中最大的难关。 精明的巴雷很快想到，如果这些关于中国云南的植物学报告是可信的，它们就能给采集人带来不菲的好处，而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巴尔佛同样对发现珍稀物种特别感兴趣，自此，福瑞斯特便得以展开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植物的采集记录之余，福瑞斯特也注意拍摄一些云南的本地民族照片，并连同详细的文化描述一并寄回英国。 ------------------------------- 福瑞斯特出生于英国的佛尔柯克，从小就显示出他的冒险精神，酷爱户外生存和旅行。又由于他有从事药剂师学徒工作的数年经验，他被推荐给当时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长巴尔佛。由于巴尔佛的信任和一个喜爱高山植物的利物浦棉花商人巴雷提供的机会。福瑞斯特开始了其探险和采集植物标本的生涯。巴尔佛和巴雷都是被当时有关我国云南边远地区的令人惊异的新植物学发现报告所深深地吸引。精明的巴雷很快想到，如果这些报告是可信的,那么通过收集种子引进到西方的植物园，就能给采集人带来不菲的好处。 福瑞斯特第一次在云南探险时扎在玉龙雪山脚下的营地。 巴雷决定开始筹建一个苗圃, 并决定派人去云南采集植物种子。而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巴尔佛同样对发现中国云南所生存的珍稀物种特别感兴趣，故而推荐了年轻的福瑞斯特前往。于是，年轻的福瑞斯特开始动身前往中国。当时的交通方式主要就是乘海船到缅甸，而后乘小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上，最后再骑骡子以及靠步行越过中国边界来到腾冲，并以此作为他的基地。 福瑞斯特的田野照片。在照片的背面他标注道：“单植株，澜沧江畔，白花，芳香，6-8英尺高，海拔9000英尺。” 经过多年的工作，福瑞斯特以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数量众多的植物样品和种子的搜集而名声大震。经由他采集的植物标本以及他所拍摄的大量照片很快就丰富了植物园的收藏，大量的植物样品被确认并定名。慢慢地，福瑞斯特的探险活动开始得到一些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个体和组织企业的赞助，委托福瑞斯特不但收集植物而且还采集鸟，哺乳动物和昆虫等标本。福瑞斯特俨然成了一个动物标本剥制术方面的专家! 廿世纪初，福瑞斯特将其种子带回英国。等待运走的装满种子与植物样本的板条箱（1913年）。 福瑞斯特的工作方法与其他植物学家相比有很多不同点，最需要被提及的是植物采集：他雇用当地村子里的纳西人作为助手为他工作。他先对助手进行采集和制作标本、采集植物种子和脱水保存等一整套技术程序的培训，在助手掌握这些技术之后，他便放手让他们分头替他采集。即使福瑞斯特回爱丁堡，或是到其它地方考察植物情况，他的助手们仍能完全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植物采集。这也是在同样时间内福瑞斯特能够比其他植物采集者采集更多的植物标本、有更多重大发现的原因。 西南萱草，生长在我国云南省和四川省境内，其拉丁文学名为：福瑞斯特萱草。 我国特有树种川滇冷杉，生长在云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其拉丁文学名为：福瑞斯特冷杉。 1919年，福瑞斯特在腾冲的高黎贡山顶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树王”。那棵树实在是太大了，有25米高，胸围2.6米，有280多年的树龄。福瑞斯特找人把树砍倒，把一段树干锯了下来。后来，他辗转多次，把这段树干运回了爱丁堡，并引起轰动。这使他真正地扬名立万。1926年，他为其定名为大树杜鹃（Rhododendron protistum var. giganteum），作为新种发表。 福瑞斯特生前留下了20多本一丝不苟的野外笔记，它们记录了他的植物学发现。这些手稿笔记、黑白照片连同当年他所采集并命名的植物标本如今一道陈列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档案馆中。 ------------------------------- 1932年1月6日，在离腾冲的基地不远处，正在釆集标本的福瑞斯特突然心脏病发。他跌倒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中，这些熟悉的花朵在他的眼中开始变的模糊不清，那些绚丽的花朵，就好像他爱丁堡家后院里地中海的紫罗兰和叙利亚的风信子一样，给他带来了家的温馨。 福瑞斯特和他的采集队长纳西族人“老赵”，他从1906年之前就为福瑞斯特工作。 福瑞斯特去世了，他的那些大量的杜鹃标本以及其他采集者从世界各地带来的标本一起丰富、完整了现代生物学分类体系，使得科学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完善。而科学，它同紫罗兰一道，随着欧洲人在东方的活动，不知不觉间，已从16世纪欧洲版图上的一个小黑点扩展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形成了广大的一片。 福瑞斯特植物采集品的画稿。 如今，原本生活在云南深山里的杜鹃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观赏花卉了。 ------------------------------- 【背景资料】 其实欧洲人对于杜鹃花的了解也并非起始于福瑞斯特，早在19世纪，英国、法国的探险家们就从云南带回了一些品种的杜鹃花。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有大批的“福瑞知特”在世界上能够到达的各个角落里寻找、采集植物并带回欧洲，引种、鉴定。 在16世纪以前：不管是在亚洲还是欧洲，人们对于植物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多是记录植物药材，绘制药材图谱作为插图---药在古代人的生活中是仅次于食物的重要之物。 西方最早的图谱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希腊的《药物论》，而同一时期中国的《神农本草经》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1578年，医药学家、博物学家李时珍经过27年釆集、调查，写成巨著《本草纲目》。它不仅是中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更是我国古代动物学、植物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但是16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后，现代植物学研究体系随着现代科学一道，在欧洲形成，而不是在中国。 1583年，意大利植物学家切萨皮诺写成《植物》一书，该书从哲学和理沦上研究植物分类法，使得植物分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8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根据花的结构为植物分类，为物种的学名确立了现在依然在使用的拉丁名双名法：属名十种名。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更是首创分类学一词，并进一步指出植物分类方法的唯一依据：植物解剖。植物学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向一个微观方向进行了。与此同时的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中药釆集、记录，或者更大范围上，对蔬菜、茶、花卉等经济植物的记录。这些研究方法的停步不前使得东西方植物学研究的差异越来越大了。 福瑞斯特 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中国的传统研究注重实用，而欧洲近代的研究以实验观察为基础，重视对植物系统的分类。中国历代本草学典籍中也可以看出对“植物分类”这一科学思想的涉及，但这些“分类思想”多是依靠文献编辑者多年工作的直觉，而不是西方那种以植物解剖为基础的科学体系。当然，注重实用不是坏处，但是中国植物研究同欧洲的相比，就有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了。 但欧洲本土的植物种类对于诞生于欧洲的植物学体系是一种很大的制约。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影响，欧洲很多古老的植物都已经灭绝，后来遍布欧洲的多是广泛分布的植物，它们的种类并不多。很少的种类怎能形成有说服力的分类体系呢？而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中国云南，则不是这样。那里有许多古老的残存物种，并进化形成许多新种。杜鹃花就是这样的一例。于是，几百年来，东方的物种被探险家们带到西方，不仅被带到植物园供游人观赏，更成为近代植物学理论的产生基础---毕竟，种类越多，可研究的基础就越好，也就越会使得科学知识严谨。 而这些近代植物学知识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才随洋务运动传入中国的。1858年，清朝学者、翻译家李善兰和英国人韦廉臣合作编译出版了《植物学》一书。在书中，李善兰把英语Botany一词译为“植物学”，并创造性地翻译了细胞、萼、子房、胎座、胚、胚乳等名词，以及分类学上的中译名“科”。伞形科、石榴科、菊科等等这些科名都是由他首创。这是我国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本著作。自此，植物学才算是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在中国，知识上似乎只晚了一百年，但如果论及那种科学思考方式就要晚上二三百年了。时至今日，各个国家的植物学研究者还都要学习植物的拉丁文命名法，所有植物在这个世界上的“正名”，也都是拉丁文的。这是因为：在西欧的双名法命名体系确立之前，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没有形成这种完整严谨的植物分类命名体系。 DEEP,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