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週刊

蘇小和：克魯格曼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

2009年05月14日 09:45

最近幾天，克魯格曼在中國異常火爆，從上海到北京，主辦方幾乎要把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上廁所的時間都安排在報告廳裏。聽眾當然是雲集復雲集，幾乎每個人都懷揣著一個再加幾個問題，要與克魯格曼一論高低。

我在如此擁擠的聽眾之中，在同胞們的臉上，讀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期待。我知道是新凱恩斯主義的學術標簽讓人們對克魯格曼充滿了期待。我們的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刺激經濟，這種局面，似乎正是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有人說得好，在瀰漫著的全球經濟危機中，政府是惟一增長的行業；而所有的政府之中，恐怕中國政府增長最為可靠。人們希望克魯格曼用他深厚的學術涵養，分析並見證中國政府經濟的合理性，並由此再一次提升整個中國的經濟信心。

這樣的期待，當然宅心仁厚。克魯格曼的確也放出話來，說中國經濟不存在危機，存在的只是出口困境。沿著這樣的分析，他認為中國最需要的乃是拉動內需。如此觀點，我們耳熟能詳。問題是，克魯格曼真的是被中國人請來唱讚歌的麼？事實上，人們印象中的克魯格曼，一直是一個性格剛直、心繫大眾、專門挑政府毛病的經濟學家。

小布希執掌美國8年，克魯格曼幾乎一刻都不停止對小布希政策的冷嘲熱諷，他一週兩次在《紐約時報》發文質疑政府，專欄加起來成了一本暢銷書，這就是有名的《荒唐的數學：布希減稅政策指南》。

奧巴馬上臺之後，人們以為以公平為己任的克魯格曼會和政府站在一條戰壕裏，但克魯格曼的批評之聲卻不見減少。遙想1992年，克魯格曼在電視上激情演說，給克林頓極大的幫助，但是克林頓在執政之後並沒有起用他為總統經濟顧問。人們議論紛紛，把原因歸結為克魯格曼過於剛直，在華盛頓和學術界得罪了不少人。

看來一切與利益有關的政府行為，大概與克魯格曼都無緣。但正是這種徹底獨立的知識分子姿態，才成就了克魯格曼的學術世界。即使在中國，在眾星捧月般的會場裏，他依然不會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關於中國是否操縱匯率，他直言這是事實，只是美國財政部為了生意，一直在對美國民眾撒謊。這種表述，急得龍永圖馬上跳起來與克魯格曼論戰；關於令中國人驕傲的貿易盈餘，他坦言，這樣的格局會導致全球經濟難以復蘇，我相信這種話傳到中國人的耳朵裏，中國會不高興；關於人民幣是否在一定時期內成為國際貨幣的夢想，克魯格曼更是一點面子都不給，斷言他此生不能見到人民幣的這種局面。而關於最為本質的改革問題，包括增長模式的轉變問題，克魯格曼告訴中國官員，中國人現在所做的，只是短期的刺激計劃，而不是根本意義上的改革。

那些試圖沿著凱恩斯主義路徑來為中國經濟找信心的人們可能要失望了，在更多的言論裏，克魯格曼似乎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尊重市場，尊重一種公平的貿易；那些試圖在原教旨市場經濟理論層面與克魯格曼雄辯的人們也可能要失望了，人們發現，我們所理解的凱恩斯主義，也許是片面的，我們所理解的市場，也許是不週全的，我們面對的政府，和克魯格曼面對的政府，不在一個層面之上。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克魯格曼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他只是一個探索真理的經濟學家。

習慣了二元思維的中國讀者第一次遭遇到了某種尷尬。我知道是克魯格曼對凱恩斯的尊重讓今天的中國人再一次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某种經濟學理由，但現在，克魯格曼面對中國經濟，卻習慣性地聳聳肩，給出了"獨特、無法預測走勢"的模糊判斷。我坐在克魯格曼的面前，試圖提出一些新穎的問題，但我知道，再刁鑽的問題，克魯格曼也許早已經歷。我只能選擇把克魯格曼當成一個學術模型，或是人生模型，回頭閱讀我們自己。

是的，30年過去了，我們身邊的這個擁有無邊權力、無所不在的政府，用一種行政驅動的力量，配上一些邊緣性的市場競爭，讓中國經濟一路高歌。這種物質化的經濟進步，早就讓很多人對真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牢騷滿腹，他們認為中國人正在走出一條新型的政府驅動經濟之路，一種新型的凱恩斯主義之路。

但是現在，克魯格曼的姿態，讓我們失去了方向。是的，克魯格曼是凱恩斯最徹底的信徒，他甚至還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凱恩斯主義者，他一直在美國範圍內，呼籲政府對經濟的參與。但是在學術意義上，克魯格曼卻又堅定地站在自由之上。真正懂得克魯格曼新貿易模型的人必然知道，他甚至是一個極端強調開放和自由貿易重要性的學者；而他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政府愚蠢的基本假設。

如此，借克魯格曼為全知全能型政府尋找經濟學理由，是危險的。他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用了一種大眾經濟學的形式，對小布希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進行嚴厲的批判，強烈呼籲美國政府應該發揮好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公正的作用，提醒美國人千萬不要漠視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以至於錯失改革良機。

但每一個閱讀克魯格曼的人都必須牢記，在美國，奉行徹底市場自由競爭的共和黨人，被稱為保守主義勢力，因為美國從來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至上的國家，捍衛自由的價值，意味著捍衛美國價值；而一直以來呼籲政府干預，強調公平原則的民主黨人，在美國卻被稱為自由主義者。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黨派之間的方法論之爭，才確保美國具有強大的糾錯機制，確保美國在任何一種政治災難或者經濟災難中能迅速站立起來，而不至於輸得太慘。

某種意義上，正是美國的制度文化，才成就了克魯格曼。無論如何，克魯格曼一直都在強調，他擁有一顆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他堅信社會應當在抑制貧富分化制度的支撐下，實現相對平等，他信仰民主、公民自由與法治，他說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派，並以此為榮。無論如何，克魯格曼一直都在做著一種批評性的工作，這樣的批評讓美國人受益，克魯格曼從來就不是那種為政府的經濟行為尋找理由的御用學者。

現在我認為，克魯格曼對中國的意義，首先是告訴中國經濟學界一種嶄新的學術態度，一種直面真理、獨立生存的經濟學範式。面對我這方面的問題，克魯格曼笑著說："哪都存在對學術自由的干擾。'9·11'之後，小布希政府試圖營造一種嚴重違反美國精神的政治氣氛，把對總統的批評視為不愛國。"

看來，克魯格曼持之以恒的批評，並不討美國政府的歡心，但他卻一路堅持下來。這從另外一個側面，或多或少體現出了美國政府對批評者的雅量。由此我想到中國，在政府面前，真正具有批評意義的經濟學聲音少之又少。而一個年邁的茅于軾，圍繞一些經濟學常識所發出的獨立聲音，本是為了大眾的啟蒙，卻不料被主流封殺。

此情此景，如果克魯格曼知道，恐怕也只能是望洋興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