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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心教育的结果,就是一所又一所的学校被取消办学资格。最近在苏州、桂林、青岛等地,都发生了因无证办学而被迫关闭的事情。
正巧,前段时间笔者去安徽省休宁县参观了两所由苏州某公司捐资成立的学校:XX平民学校是陶行知式的平民小学,XX-鲁班木工学校则是由企业与当地政府合办的木工培训机构。教学方式采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教师就是聘请的木工师傅,从基本功(劈料、刨料、划线、凿眼)学起,先制作一些简单的木制品如方凳等,毕业作品是八仙桌、太师椅。他们颁发的学位叫做“匠士”,是该公司董事长自己的创意,并由自己的研究机构出具证书。这样的学校,说它“山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确实并不与国家任何一种教育体系接轨,也没有官方承认其学位、为它审核评级。而另一方面,学生们确实学到了中国传统精湛的木器制作工艺,在找到就业市场之余,得到企业对其技能学习方面的肯定,得到比较清晰的专业方向和就业途径。这样的学校,如果仅以是否规范或正当来作判断,是无法有结果的,但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知的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
由此我们想到文凭和证书的实际意义。文凭和教育证书只是一纸证明,代表在某地某处受过某类教育,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是由谁颁发的,由谁认可的,而在于内涵是否与市场一致,与社会需求一致。
往深处思考,教育的价值是不是离开了行政机关的认可,离开了那一纸合法证书,就不存在呢?休宁县政府目光长远,勇气可嘉,支持有利于民、有功于世的“山寨学校”。而报章上各地以“非法”、“不正当”名义取缔各类学校的新闻却屡见不鲜,无疑只会打击民间办学的热忱,阻碍教育的发展。
还可以反过来问一句:“山寨办学”又有何不妥?我们习惯了以行政的认可来衡量一所学校是规范还是不规范,是合法还是非法,以部门的标准判断学校的教育水平。其实错了。我们没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山寨”对愿意接受它的群体来说,是一种承受得起的必需品。更何况,今天的“山寨学校”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的世界名校,不信可以以国外著名的山寨学校为例。
世界著名学府,英国剑桥大学就是由山寨发展起来的,它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学者建立,二十多年后,当时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表示愿意为剑桥的校长及大学学者提供保护,才算得到正式的办学资格。无独有偶,哈佛,耶鲁、斯坦福的开办,与剑桥如出一辙,走的都是山寨路线。剑桥的一帮教授学生因为不满于剑桥,不满于欧洲,英国,不满于旧大陆,于是到了新大陆,在登陆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大学,哈佛就是这样创办出来的,那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当时还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耶鲁大学也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于哈佛另外开办的。一个多世纪以前,斯坦福家族提出向哈佛捐款一亿多美元,条件是把斯坦福挂在哈佛的名字后,被拒绝了,斯坦福就带着钱到西海岸,立场办一所自己的哈佛,于是有了今天的斯坦福。
这些世界名校,原本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由一帮教授、学者组成的联合体开办。也由于当时的这种处境,他们充满了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及时找到了属于自身的教育模式和学校定位,并充分利用自身山寨的优势,灵活变通,勇于创新,成为今天公认的世界著名学府。
所以,对真正办学的人来说,“山寨”不要紧,只要教育真。学校存在的关键,一是办学管理水平,二是教育学术水平。源于民间自发的创新活力,其价值要远远大于行政管制和干预出来的办学水平。
在我们中国,“山寨学校”也一直普遍存在,而且沿续了几千年。远到春秋战国的孔子私塾,宋代的理学书院,近到休宁的这所XX-鲁班木工学校,都是教学双方直接接触、洽商和接受的结果,知识、技术、思想和文化在面面相授的过程中得以传递,人才得以培育。在宽松的环境中,“山寨”办学亦被视为造福于民、有功于世的正当行为,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只有束脩无着经费窘迫之忧,而绝无被取缔被封杀之虞。
其实在实行大一统办学以前,中国的教育并不落后,甚至在民国,知识分子办学那也是“想办就办”,而且“办得漂亮”。新的教育模式,往往产生于一些非正统的地方。科举是官家的事,而教育是民间的事,这才是我们的教育传统。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身的教育主张,冲破所谓正统的、标准的藩篱,激发创造性新思维,开创新天地,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薪火相传。
如果这样的教育传统能一直沿续下来,那该多好啊!中国还会缺少世界一流学院和学术吗?
——本文刊登于2009年5月9日《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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