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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远远落后中国?
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地域广大的国家。双方建国(一个是独立后建国,一个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都差不多。而且巧合的是,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初都长期采用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七十年代末,中国率先进行改革,并抓住了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这个时期,中国是西方的盟友和向苏东集团展示的样版。印度则完全在西方世界边缘化。然而,随着苏东集团的崩溃和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不再需要中国和感到威胁的西方开始把目光转向印度,从而也拉开了国际上把中印进行对比的热潮。另一方面,由于中印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大受刺激的印度也无时无刻把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可以说,中印对比的热潮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和印度本身。
在这股对比浪潮中,西方的立场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印度与中国的全面落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理由为印度开脱。而理由不外是印度是西方式民主国家,目前的落后是暂时的,在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拥有民主制度的印度增长更为稳定,更有前景。在这里,西方仍然刻意强调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作用。不过西方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忽视一个历史性问题:印度历史上都一直比中国落后,唯一一次略微超过中国是在孙中山效仿西方建立中华民国时期。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都比印度略为领先。因此,要想印度超过中国,除非中国再次效仿西方,重走西方式中华民国之路。
在这股对比浪潮中,中国的自由派人士除了迎合西方这种观点外(如清华大学学者秦晖)也提出了另一套看法。他们首先认为,中印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是奇怪的是,中印之间都没有可比性,他们却总是拿中国和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请问,如果中印之间都没有可比性,何以中国和这些老牌的西方国家就有可比性?其次,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民主制度主要在社会公正,经济好坏主要与经济制度有关。而且还进一步阐述如果经济制度相同(市场经济),影响这个经济制度表现好坏的,则“既有政治制度因素,也有民族特性因素。”照此逻辑,是不是可以说一个不好的政治制度却仍然可以采取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而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却可以采用一个坏的经济制度?哪这将如何解释台湾民主化前后的变化?根据这个逻辑,台湾民主化之前是一个坏的政治制度加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因此照样取得了经济奇迹。然而,民主化后的台湾何以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好的制度的时候,经济却持续下滑?过去台湾独立于大陆发展,可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傲视大陆。现在又有大陆的强力支持,又有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何以经济却下滑到必须依靠大陆力挺、四小龙之末?不过,这些自由派人士为了给印度解套,倒也说出了几份真相:民主并不能发展经济,而且民主化后经济反不如民主化之前是正常的。其实还应该更进一步:民主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甚至民主化后比民主化前更为腐败。台湾和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两蒋在台湾时期,整个社会是廉洁的,台湾的全面腐败是从民主先生李登辉开始的。然后在陈水扁时代发展到极至。俄罗斯民主化后腐败达到了全面失控程度(现在俄罗斯的腐败排名147位----德国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72位)。可是,我们不由要问,民主制度既不能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可能倒退,也不能治理腐败而且还有可能更腐败,我们为什么要民主?难道要民主是为了一个更落后和更腐败的社会?
当然他们不能自圆其说的还在于这样一个结论:“国家之间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政治)制度因素有时是根本的,但抽取的样本要具有可比性,比如现在的南北韩,当年的东西德,以及大陆和台湾。”先说南北韩和东西德。南韩和西德都采用民主加市场经济,东德和北韩都采用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可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不同。请问,按照他们的逻辑,究竟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起的作用?如果北韩和东德都采用市场经济呢?是不是就一定比南韩和西德落后?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一定得出是政治制度的原因?如果东西德和南北韩都采用市场经济,而政治制度不同,东德和北韩的落后才能归于政治制度的原因。至于用大陆和台湾相比,恐怕更不具可比性。比竟双方在人口、面积和资源方面相比相差实在太大。而且台湾在经济起飞时,也没有采用民主制度,而是两蒋的个人权威。拿大陆和台湾相比,想说明什么呢?
对于民主社会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们也自有一套说词:“民主不能用来寻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效率,但在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公共事务上,在不需要权衡社会效益的情况下,它的效率不仅高,而且是可以预期的。”这里不明白的是,民主不能寻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效率,是不是说美国发生飓风灾害,军队迟迟不能进入现场援助是正常的?还有什么是“在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公共事务上,在不需要权衡社会效益的情况”?社会效益不应该是政治和社会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吗?究竟有多少事是不需要权衡社会效益的?这位人士还举了央视焦点访谈中一个环境污染的例子。环境污染不是社会效益吗?环境污染治理不需要衡量社会效益吗?为避免误解,这里,不妨举一下被称为美国经济危机转折点的“两房”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学者就发现了“两房”的严重问题,为此多次上书国会,要求进行听证。然而,在两房巨头的干预下,听证会虽然举行了,但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最后仅仅是成立一个没有多少权利的委员会了事。直到危机爆发前两年,这位学者还在呼吁“两房”的问题。然而,最终也没有避免危机的爆发。还有,美国每年都发生无数起持枪杀人案,甚至连美国的总统都无法幸免。然而,美国却在枪支利益集团的游说下,迟迟无法通过禁枪的决定。请问,这又属于哪种问题?
在我看来,印度的失败自然是其民主制度的失败。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不到三十年就发现计划经济需要改革,走向市场。而印度的政治制度却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才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失败,才走向市场。到现在,印度的经济总量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联合国标准的贫困人口高达4.5亿,饥荒指数(由华盛顿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发布)高居全球前列。而且腐败指数高居全球85位(德国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文盲率极高,以至于选举时不得不采用图像的形式,以便于辨识。而宗教冲突引发的恐怖事件此起彼伏,是一个全面落后于中国的国家。西方包括国内的自由派就出于自我理念的出发,不惜无视事实,想尽办法为印度解套,这都是徒劳的。我相信,如果中国和印度现在的情况如果颠倒过来的话,他们绝对不会为中国想尽办法解套的。他们的双重规则早已见怪不怪。最好笑的是,他们在无法否认中国比印度大幅领先的事实面前,还有另一套说词:印度不搞民主会更糟,中国搞民主未必不比现在更好。
其实,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到今天恐怕仍然没有人能够真正搞清楚,谁要能研究透了,肯定能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西方只能说这是一种打破“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成功的原因至少有一条可以确凿无疑,就在于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既是对本国中华民国时期惨痛教训的总结,更是对其他后发展国家能够成功的经验总结。
附:吴稼祥文
中国VS印度=效率VS民主?
《环球时报》
投票结果让人欣喜,但结论则是一针麻醉剂,想让我们high,从此云缠雾绕,在飘飘欲仙中自残。
我在哈佛访问期间,听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改革休克疗法的首倡者萨克斯做中国经济前景报告,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所持的乐观态度,让在场听讲的一个来自印度的商学院学生感到不悦,于是问道:
“请问教授,印度何时能赶上中国?”
教授笑了笑,没有马上回答,慢悠悠地喝了口水,笑眯眯地看着那个学生宽缓地说道:
“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印度的人口不久会赶上中国。”
台下哄堂大笑。
谁都清楚,萨克斯这样说,并不包含对两国的政治制度评价,比较的主要是当下和未来的经济表现。国家之间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制度因素有时是根本的,但抽取的样本要具有可比性,比如现在的南北韩,当年的东西德,以及当年的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民族和地理基本一样,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就是制度差异。当制度差异与其他差异并存时,就不能把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归结为单一因素,比如,不能因为新加坡经济表现好,曾经名列世界竞争力排行榜第一,就说新加坡的威权政体胜过了全世界的民主政体。
毕竟,与经济表现直接相关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而且基本同意,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行相伴随的。同样是市场经济,影响其表现的,既有政治制度因素,也有民族特性因素。同样是市场经济,也同样是威权政体,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不比中国好,甚至也不必民主的印度好,因此不能说中国经济增长比印度快,就是因为印度民主没有效率。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效率比较,不等于民主与威权的比较。
实际上,市场经济体制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民主政治主要解决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出现某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增长,民主化前比民主化后更好也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在威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好的威权时,才可能这样。如果上台是不同版本的查韦斯,后果就难以设想。查韦斯虽然表面上是民选上台,但在拉美背景下,选举是被民粹色彩的街头运动左右的,是威权首领更迭的一种方式。
现在有些人贬低民主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说民主没有效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确实,民主不能用来寻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效率,但在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公共事务上,在不需要权衡社会效益的情况下,它的效率不仅高,而且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最近揭露的河北省霸州市某镇某村数千亩耕地被某味精厂排污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下,农民打一个电话给本选区议员,议员必须马上到场,如不到场,或不履行公务,媒体就会公开报道,选民知道后,明年他就别想当选了;议员马上会质询市政府、县政府和镇政府,要求它们立即解决,如果不解决就会在议会里弹劾,直至罢免职能部门首长。在我们这里呢,农民如不千方百计找到媒体,就只能自己直接面对镇长。节目里,镇长是如何对付农民的呢?
农民:“镇长,我们的地被污染了……”
镇长冷漠地打断:“又不是镇政府排的。”
事情到这里就完了。除非能找到一个什么“青天”。“青天”那么好找吗?
威权常常在需要权衡效益的地方效率最高,比如要不要修建三峡大坝,在民主体制下可能要协商个3年5年,甚至7年8年,甚至永远协商不成;但在集权体制下,只是个个人拍板问题;而在最需要效率的地方,往往没有效率,比如某地官商勾结侵害弱势群体利益,只要不酿成群体事件,100年也不会得到处理。
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效率不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民主办小事讲效率,办大事讲效益,为了不干坏事,宁可让好事也干得慢一点;威权干一件事有效率,但不一定有效益,为了尽快办成它想办的每件事,不怕把坏事也干得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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