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工业化发达经济体短期内难以调整结束

 金融危机前的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依靠金融维持和放大消费，华尔街以其贪婪创造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乎毫无价值的金融衍生品急剧放大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包括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显然，这种能力并不是全部创造出来的，其中相当部分靠金融泡沫吹胀而来，对其自身实质是寅吃卯粮、预支未来，对外则是凭借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向其他经济体借贷和“抢劫”、霸占而来，是大规模的财富转移。2007年金融业占据全美盈利的40%，2008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达145.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2倍（英国为12.94倍，欧元区8.07倍，日本10.99倍），彰显美国经济体的严重病态、疯狂和泡沫程度，也显示出美国经济向上发展的无奈，颇有些中国俗语“黔驴技穷”的意味。舍金融和所谓的高端服务业，美国等发达国家确实也已经没有什么生财之法维持其貌似的发达和年人均GDP达四、五万美元（人民币三、四十万）的国民之富。在其他领域，后发国家的低成本优势把发达国家逼得几乎无路可走，通用、克莱斯勒频临破产昭示着传统制造业正无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退出发达国家的产业序列，竞争力的整体衰退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年以来发展势头的逆转。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是后发国家的利剑，击中了发达国家“高成本”的致命七寸。

 危机爆发暴露了美国和世界虚假富贵和泡沫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必须通过调整探明底部。调整后，全球经济会有较大的收缩，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会打回原形，比如韩国人均GDP已从高于2万美元，降到如今的低于1.5万美元。调整真正见底后各经济体方能寻求更加切实的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到时，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模样会大变，用此消彼长、天渊之别来形容其变化之大也许并不为过。

调整之一就是世界总需求总产出下降：一是金融和房产品的价格下滑造成金融性财产收入大幅缩水，有些个人、机构甚至国家资产变为负资产，购买力严重下降；二是通过金融创新方式花未来的钱、花他人的钱的方式就此改观，依靠金融机构信贷消费大为下降；三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进一步将消费降到正常水平以下。其结果是世界总消费将萎缩三分之一以上，与之相对的是供给也遭受严重挫折，生产流通生态链随之瘦身。中国、东南亚、日本、德国作为世界工厂目前多达20—50%的出口下滑正是供给过剩的写照，出口市场的疲软状况还要持续三至五年。另一方面，生产经营活动下滑导致的就业收入减少、资本收益减少、政府财税减收又加剧了消费萎缩，形成经济活动的“恶性循环”。

调整之二就是收缩金融，减少金融在经济中的占比，包括取消多种金融业务，向传统金融回归，降低金融杠杆比率，减少金融机构和雇员的数量。危机使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恶化和“资产毒化”，曾经十分强大的金融巨鳄如今变得如此虚弱不堪，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需要多达数万亿的输血救援，金融体系自身的软弱使其应有的、当前尤其需要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降到历史低点。至今，金融体系“排毒”、恢复活力仍然需要较长时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仅仅在金融领域的震荡就远未结束，并且不能排除爆发新一轮危机的风险。

 结论：本次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会让发达经济体经历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不能期待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短期内调整完毕，迈向复苏。

  二、青春期的中国经济体爆发力继续得到释放

 在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必然给中国带来影响，我国出口已连续数月下滑，个别地区降幅达30%以上，实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罕见，说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由支持转为负面。浙江、上海、广东第一季度增长率跌为个位数，全国倒数。说明经济越是外向越是受打击越深，区域经济结构越领先越和发达国家相似所受打击越重。

是不是中国经济也同世界经济、同发达经济体一起沉沦，陷入衰退呢？回答是NO。这是由中国经济体的体质同发达经济体的体质不同所决定的。

一是中国的金融还是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的欠发达状态，并且由于外汇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低，与世界金融体系之间有“防火墙”隔离，金融业务单纯，金融体系健康，对实体经济支持能力未受影响，并且在应对危机时力度大过任何时候。

 二是中国一、二、三次产业比例合理，产业结构健康 。财富的创造归根到底依靠生产，也就是依赖农业、工业、建筑业（也是生产）以及实体性质的流通服务业的发展，“无工不富”，工业是财富之源。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是依附于实体经济并为之服务，虚拟经济能够放大、支持、润滑实体经济。二者之间，实体经济是本、是源，本末不能倒置。问题的关键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将美国等后工业化国家推到了“追末逐本”的无奈境地，舍金融无方向可寻，也许人类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茫茫然前途未卜，“上帝之手”（溟溟中的无形的、人的智慧尚未可知的宇宙规则）紧紧扼住了先发国家继续前进的咽喉，逼迫其戒除高消费、高泡沫方式之毒。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尚未染上发达经济体过度“第三产业化”、过度金融化的“腐朽病”，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体质强健，即使上海、深圳这些领跑的区域经济，第二产业仍然占50%，而不像有些国家和世界城市第三产业占70%以上，无“空心化”之虞。因而，经济体内没有因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催化金融泡沫的“急躁症”。

 中国经济体是成长中的经济体，中国一百多年的相对积弱和贫困，正在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间创富欲望强烈，社会体制创富条件成熟，国、民财富正以六、七年翻一番的高速度加速积累。当前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创富发展模式，远比以金融业为主导的创富模式健康，中国发展道路正确。全国有多达4000万的企业，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仅深圳四月份新增注册企业就达三千多家，其中多数为生产实体，这些实体虽没有华尔街的豪华和气派，却更具有草根气质，是实实在在的创富因子，每一元钱都来之生产销售，所以更有生命力，更可持续。万万千千的企业实体，构筑了巍峨的中国经济大厦。应该向他们致敬，而不是仇富。

三是世界总体消费的下降未波及中国的消费增长。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推动了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也推动着消费主导产品的升级换代，前位者的消费已接近发达国家。六、七十年代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八、九十年代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继而空调、电话、手机、摩托车；当代则是商品房、汽车、教育和旅游休闲。今年汽车销量预计破千万，世界排名第一；商品住宅年销售已达6亿平米。西方国家已完成城市化，市场接近饱和，可中国城市化方兴未艾，每年有多达几千万的农村居民移住城市。以五年一个轮回，中国所有的市镇几乎都可称为“一夜城”，建成区面积每五年都几乎扩大一倍以上，都在迅速变大、变美、变亮。你现在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有轻视之心，哪怕是边远小县城，房地产总价值都会达百亿以上。市场的力量正在推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运动，这就是中国的活力之源。

 中国前四个月高达14%的汽车产销升幅和房地产销售的回暖对此作出了清晰的注脚。当然，我们不喜欢高房价，我们将高房价视作城市竞争力降低和活力减退的标志，也把高房价视作城市化的阻力和“住者有其屋”政治理想以及民众提高生活品质的障碍。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又反过来推动工业化，中国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从经济角度讲，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一进程。假如有的话，只能是资源瓶颈，就是中国发展引发世界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到那时，危机将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危机需要世界共同面对，“上帝之手”将再一次显示出其理性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