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的再反思

    邓玉娇以一介弱女子之身，在一个潜规则的风月场所，居然能够抵御这种“笑贫不笑娼”时尚的侵袭，实属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当面对处于强势的官员（乡镇干部）的侵害，敢于拼死反抗，而且竟然成功地取得难以想像的战绩：一死，一伤，一（吓）呆。应该说，邓玉娇能够有此壮举，并不意外。她可以抵御无所不在堪称席卷一切的时代大潮的影响，更何况区区几个乡镇官员。因此，她能够赢得同情和支持也是正常的。然而，当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国内却出现几乎一边倒的态势，称邓玉娇为烈女，要求无罪释放、正当防卫的呼声响成一片，对司法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压力。
    应该说，这是一件十分普通的刑事案件，而且发生在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乡镇，这样的乡镇中国有数万。从新闻的角度讲，按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多大的事情，恐怕也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但邓玉娇却打破了这种新闻定律，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讨论。不妨以山东为例，电视台组织专门的辩论会、报纸也是给予少见的篇幅进行报道。显然，邓玉娇案之所以轰动，是另有他因。还是要从时代的大背景下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问题。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等。客观的说，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转型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而相对于中国，还同时经历着经济转轨的挑战。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同时进行的背景下，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已经超乎想象。然而，这并不能消除民众对问题的不满，并借助各种可能的机会宣泄出来。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邓玉娇案一下成为各方的最佳突破口。事实上，如果邓玉娇遇到的不是三个官员，而是三个黑社会分子或者进入风月场所的普通民众，尽管仍然无法改变她抵御时尚的可贵和勇于抗暴的意义，但显然无法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正是由于犯案的是三个官员，对现实问题不满的社会各界才一边倒的站在邓玉娇一边。至于邓玉娇是否反应过当，是否过于倾向暴力（比如呼喊或报警是否仍然做为可替代的解决方式，是不是除了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之外别无选择？），则自然无法进入社会的视野。甚至不管正在进行中的司法程序，一再呼吁无罪释放。就是两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之后的表现也令人大感意外：居然相拥而泣。无论其是出于真情流露还是出入案件的最终辩护需要，都对已经一边倒的民意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显然，司法独立意识不仅官方缺乏，民间也同样，甚至专业法律从业人士也难逃其局限。其实想想这三十年间，“舆论”杀人和“舆论”救人都出现过，而陪葬的则是司法独立。
    此次事件还暴露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色情业的合法与非法的尴尬。尽管从法律上讲，色情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半合法的状态存在，并且有着许多模糊的包装。比如打着洗浴、娱乐等的名义。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洗浴等娱乐场所提供“特殊服务”，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娱乐场所，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提供“特殊服务”。于是当这几位官员相当然的认为可以享受特殊服务的时候，却遇到了拒绝。处于醉酒状态而又大出意外的这三位乡镇干部自然勃然大怒，从而诱发了悲剧的发生。应该说，色情业的合法与非法的模糊空间，是这场悲剧发生的一个外在因素。我们不妨假设，如果社会都十分的清楚，这就是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或者就是一个单纯的洗浴场所，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当然，我们可以指责做为官员，是不应该进入这种风月场所（中国目前是按治安条例来处理，以罚款和拘留为主要惩罚手段），可是从现实上看，从全球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的。美国纽约州的州长就由于性交易被迫辞职。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一方面在香港争取民主，一方面跑到内地进行性交易被当场抓获。如果美国民选出来的州长，一个积极争取民主的香港民主派议员都难以杜绝，更何况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
    从人类历史上看，一场悲剧的发生从来不可避免。但可以避免的是第二次发生。显然，对官员的仇恨、风月场所的尴尬地位以及社会一体的司法独立意识的缺乏、社会充斥的暴力倾向都是我们需要反思和寻求解决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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