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

革命这个词，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它意味革命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适应时代进步的需求，要求变革当时的社会，甚至是推翻当时的政权，因此，革命是危险的，进而也是神圣的。但以革命的名义办理私人的事情，以组织的身份为个人讨娶老婆，特别是娶个小老婆时，这就亵渎了革命，但历史上确实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荒唐事情。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工人代表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逮捕后叛变遭杀害的总书记，向忠发船工出身，没什么文化，但却有一定的组织才能，时常会在身边围着一帮人，有点帮派势力的味道。在工人运动高涨时，他慢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工运领袖，他没有高深的学问，也就没有先进的价值体系和清晰的理想追求，突然间作了一个大官，身边所有的人对自己毕恭毕敬，自己也感觉是个人物，相对于上海滩上其他大亨的萧洒，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同自己的身份不相配，需要讨个小的填房。如果这只是向忠发个人的想法，还可以归属为个人思想作风出了问题，要命是组织上把它作为一件正经事来开会讨论，虽然有不少的人持否认的态度，但最终还是通过了帮向忠发解决这个问题的结论，要求一位女同志照顾他的生活。这位不明就里的女同志服从工作安排去照顾他，但这哪是向忠发的原意，开始超出照顾生活的范畴向她动手动脚，女同志于是坚决不干，大吵大闹，最后被迫正正经经为向忠发娶个青楼女子才算了结。

以革命的需要，照顾相关人员生活的需要为由来解决个人配偶问题，以向忠发为开始，但并不以向忠发为终结，以后还有多宗这种事情，最为著名要算李德了。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于德国的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是博古主政时的军事决策人，军事方面的事大小都由他说了算。且不去说他那不切实际的固执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因他的错误牺牲了多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就说他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求要有女同志相陪伴，也让人大吃一惊，也许西方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中国的革命队伍中却是非常的另类，并不是说其他革命者就不想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没有他这样对这不当一回事的轻描淡写。没办法又只好由组织出面为他解决个人问题，这些都不会是问题，只是委曲了我们这位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同志，还要同时真正献身于革命队伍中的革命者，完成组织安排的这项非同一般的任务。这时革命的名义变了质，变得不是我们习惯上的意义，甚至是遭到了滥用，类似的事还有，我们为了照顾年老的傅仪，李宗仁的生活，以组织的名义动员年轻的女同志与他们组成家庭，结为夫妻。

我们习惯于将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而加以解决，利用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和崇敬心情，这实际上亵渎了人们对革命的信任，亵渎了人们对革命事业的美好追求，导致人们对政治动员进行质疑，是对政治不再完全信赖的根本原因。文革中，叶群为了找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动用了军队中调动迁升干部的政审系统，将全军年轻的女军人全部找出来筛选，然后，假借工作需要之名将她们全部骗来暗中面视，并将当事人全部蒙在鼓里，整个过程搞得庄严而神圣，似乎在进行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还有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本来与革命行为背道而驰的经济行为或者商业行为，由于人们缺乏参与热情，为了鼓动人们的参与，我们有时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动用了政治动员，这种动员就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想当初，发行国债，参与购买的人少，我们就进行过政治动员，以惯有的形式号召党员干部积极购买，本来购买国债完全是一种投资获利行为，讲得难听一点，是资本家的一种贪婪行为，我们却有能力将它变成一种革命的行动，一种爱国的举措，谁购买了国债，谁就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种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是一种与党和人民心联心的表现。而购买国债的人，只是看到红头文件提出了要求购买的号召，便以一种将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全部捐赠出去的悲壮，来履行一个干部的职责，来履行一个公民为国分忧的职责，来履历一个党员吃苦在前，带领群众跟上的职责，结果自然是虚惊一场。还有比这更具有喜剧效果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要在大陆恢复发行股票，成立证券交易所，方便民众炒股投资，买卖股票，由于股市给人们风险大，血本无归，失败者每每跳楼自杀的传闻，响应者寥寥无几，于是我们又号召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积极参与。据说，深圳有位老太太干部，想象中是街道委员会之类的干部，将全家所有的钱，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投入股市，多年后挣个盆满钵满，钱多得要用大麻袋来装，全家人自然笑得嘴都合不上。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革命遭到滥用的事情时常发生，经常碰到的是将酒桌上的吃吃喝喝冠以革命工作之名，这样一来，不但吃吃喝喝不违反党纪国法，还变得庄严神圣，崇高无比，于是乎出现了喝酒过量猝死，家属以为了工作而喝酒的借口，要求认定死者为革命烈士的事情，真不知道这种“酒烈士”有何面目同那些冲锋陷阵壮烈牺牲的军人，或那些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地下党员排列在一起，有何面目对待后人崇敬的纪念。这种滥用发展到后来，革命一词转换成嘲弄调谐的对象，成为酒桌上作乐取笑的下酒节目，极大地丰富酒桌文化。十几年过去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酒桌上听那些“老革命”，实际上只比我大三五年，津津有味地说着那些顺口溜，“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坏胃，气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纪检书记说，该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常常醉。”有了该喝不喝也不对的批评，人们自然是不必在乎什么了，喝酒纵然对身体不好，对胃有伤害，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这种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为革命别的贡献作不了，这点贡献还是力所能及的，因此只有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身体，成全革命工作了。

这种滥用越来越遭受到人们的反感，前些天，某个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所属部门完成一定数量的卷烟销售，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种抨击铺天盖地而来，更有网友以“抽死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言语加以嘲讽。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浅显道理，戒烟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为此也制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不准吸烟的区域，提倡人们遵守公共道德，减少危害他人的行为。就在全社会为戒烟而共同努力的时候，这个地方政府竟然动用手中的权力强制要求人们购买卷烟，变相地强制人们吸烟，公然违反社会公德，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社会利益之上，以权力对抗民意，无视公众利益，蔑视社会舆论，他们认为以红头文件的郑重其事就可掩盖他们违反社会共识的荒谬，以工作需要的神圣号召就可以让咸鱼翻生，使吸烟成为人人拥戴的延年益寿的公益活动，并形成党员干部带头，全社会踊跃响应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他们无视革命需要之所以能凝聚这么大的能量的根本原因，以为只要有了革命需要这个号召，就能凝聚力量。革命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是因为革命本身是为了变革不合时代进步的社会环境，是谋求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改造现有的一切落后的东西，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更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离开革命的实质精神而只是假借革命的名义自然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不管这种假借的名义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如果一定要假借革命的名义谋取私利只能得到人们的嘲讽。

革命的名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让那些对革命事业还心存敬仰的人们心生悲哀，一个好的名声如果被滥用，多次被名实不符地滥用，最终只能让这个名声变质，失去原有的含意，增加新的含意，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个词，这个现象在小姐这个称呼上得到极好的说明。小姐，是指在华语区广泛使用的对女性称谓，相对于男性的先生，此词自古有之，一般指官员等有钱人家的女儿，也是仆人对女少主的称呼。民国以来，发展为对广大女性的尊称，对应英语中的Miss，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不加姓氏直呼的用法，曾被用做对饭店等女性服务员，九十年代以后，逐步用于指代女性性工作者，此用法源自于香港的夜总会。一个尊敬的称呼，现在变成对人的辱骂，没人再敢用了，夜总会的性工作者并不会因为使用一个曾经用作官员等有钱人家女儿的称谓就改变自身，相反，反过来让这个称谓堕落了，拖累了这个称谓。革命己经被某些机构和人员滥用到不屑的地步，被认为是找不到实质内容的虚、假、大的代称和借口，是掩饰好大喜功和突显自己的最好选择，也是掩盖失误和过错，甚至是掩盖犯罪的常用方式。只是他们不曾想到他们是在糟蹋千百万抛头颅洒热血烈士的追求，在糟蹋千百万善良诚仆民众的向往，在糟蹋人心中对过去事业的崇敬和未来事业的信赖，别说那些为此为终生奋斗的先烈志士为之感到愤怒，就是正直善良的民众都对这些败家子生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仇恨，都在希望不再对革命再进行亵渎，还革命一个清白。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主流价值，或者是对曾经的主流价值进行亵渎而使之沦落，又没有重建新的价值体系，那这个社会靠什么来维系是非的判断和追求的选择？如果是与非都含糊不清，人与人之间又如何来交往？如果追求都失去了方向，社会又该向哪里发展？这些不能确定，没有了这些，生活的意义又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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