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叙述”是我从本科起就关注的问题，或者更早，是从我高中时代阅读《古船》开始。我本科时代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与此相关，此次写作硕士论文，在本科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各种材料，包括相关的文学作品和评论研究，并利用各种机会向当下写作土改题材的几位作家请教过，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但在论文写作阶段，由于各种突发事件，更由于我自己的散漫成性，对论文的写作难度缺乏准确的估计，导致写作相当仓促。全文45000字，是在不到一个星期成文的。因我一贯写论文，都擅长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气呵成，以为此次留足一周时间足够，但毕竟此前从未操持这样大的篇幅，不知道需要足够时间反复推敲琢磨。很多问题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才能暴露，而时间却已不允许重新调整文章结构和理论框架，导致表意上的缺憾，殊为可惜。由于文章结构的限制，也由于提交论文的时间就在眼前，时不我待，有些问题未能很好展开，更有些问题竟未及加以讨论，如土改当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包括土改叙述者本人在叙述同事的自我修正和规约），如典范性土改叙述的众多文本的相互差异性，等等。好在我还将继续赖在这里攻读博士，希望在以后的四年里能够记取此次教训，以加倍的努力将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对这本硕士论文的种种遗憾加以弥补。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我在北大求学的第七个年头，尽管在此交出的作业令我深感惭愧，但必须在此对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诸位老师和前辈表示由衷的敬意及感激。如果没有这七年的学习和积累，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与现在大相径庭，我也就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北大中文系所传授给我的为学和为人的道理，将使我终生受益。而尤其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陈晓明教授。如果不是在大二时候适逢陈老师调入北大，担任我们这一级当代文学基础课的教学，如果不是陈老师的那些批评文章令我真切体会智力的快感，由衷感到学术研究和批评本身亦可成为审美的对象，如果不是陈老师睿智潇洒的个人风采和勤恳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强烈的感召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安于学术。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陈老师无疑是我学术上的父亲。而除去学业上的引导，他苛己宽人的品格，始终和重要事物交往的卓绝风范，也时时提醒我修正自己人格当中卑琐的方面。

还要感谢在过去七年当中和我亲近的朋友们。是你们给我所有的快乐，也给我所有的痛苦，才使得我的生命变得丰富，有质感。我最美好的年华，我的青春岁月，主要由你们组成。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一幕幕闪过。那些我们一起喝过的酒，那些我们一起唱过的歌，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将永不磨灭。特别感谢彭敏、张辉、孙佳山等和我同级同专业的几位兄弟，在硕士论文逼人发疯的最后日子里，由于有你们和我同病相怜同甘共苦，时时以各自的进度相互安慰，感觉好很多。所谓痛苦是可以分担的，原来作如此解，真是生动的一课。李书磊老师在《1942：走向民间》的后记里提到他与韩毓海老师共同拖欠谢冕老师的书稿，“难兄难弟，写书都很苦辛，经常通话解颐”。我辈虽不及前辈师长的学问，但共患难的义气固一，毕竟可喜。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你们对我所学专业了解甚少，但是如果没有你们毫无怨言的默默支持，我无法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