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文化”——“中国病”的总根源

                          季小岚(转载需注明文章出处)    

       德国一位哲人说：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出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民族又会造就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百多年来，正是受我们民族旧文化的拖累，中国总是从一个历史泥坑里刚刚爬出来，立即又跌进另一个泥坑。        

                  一、中国病——打不破的恶梦旧循环 
     清末几十年，清廷昏庸无能，对内欺压百姓，贪污腐化；对外丧权辱国。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腐败的清朝政府，我们误以为只要推翻掉腐败不堪的清朝政府，建立“民国”，中国就能奋发图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就能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鞑子皇帝被赶走了，恢复了汉人治国。然而，中国历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单纯，从1911年到1949年四万万汉民又立即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直皖大战、直奉大战、蒋桂大战、中原大战、国共大战。有些军阀为了筹集军费扩大实力，甚至逼百姓种植鸦片。这个时候，我们又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这些大小军阀身上，我们又误以为只要消灭这些大小军阀皇帝，中国就可以稳定大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天下一统后，却先是出现“大跃进”全民狂热病，把小麦亩产吹到八万斤、水稻亩产吹到十几万斤，结果几千万人在59年大饥荒中死亡；经济灾难之后便是政治灾难，1966年十年文革浩劫，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文人作家老舍，上千万的国人被无情地批斗。当千千万万红卫兵、造反派要砸烂一切的时候，我们又习惯性地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这些极左势力，我们又误以为只要有一天能消除这些极左分子的影响，中国社会就会……

    1980年极左之风消失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当以穷为荣的“极左”经济制度被打破后，中国人便带着多少年的饥渴开始了一场“极右”追逐金钱财富的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道我们中国人的智商就如此而已吗？国家盲目极端追求“经济利益”，工业污染遍地开花；民众也不择一切手段追逐“金钱”，有钱就是爷。与此同时，官员也不甘示弱，于是无孔不入的腐败之风也开始盛行，中国人揭开了金钱政治、金钱社会的大跃进……

     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之所以灾难不断，其中一个最基础的原因，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逃脱出“旧的文化历史怪圈”。其实，清廷、军阀、红卫兵、四人帮、大贪小贪……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都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文化大土壤环境生长出来的草。
                    二、旧文化——极端文化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分上层“官文化”和下层“民文化”。上层“官文化”也称“皇权文化”。它与欧洲古代封建“官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中国封建“官文化”取得了对“民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东方帝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而在中国，分封制仅出现在西周，自秦始皇以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帝王绝对控制全国每一寸土地。所以，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演化走的不是一条路，古代欧洲走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而古代东方走的是另一条“极权社会”的道路。

     东方极权“官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处处表现为它的极端性,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极端文化。东方极权“官文化”是一种母文化，它还分衍出六个子文化：一、极端自私主义文化；二、极端享乐主义文化；三、极端冷漠主义文化；四、极端虚假主义文化；五、极端浮躁主义文化；六、极端奴性主义文化。
    秦始皇至清王朝的二千年间，这是中国极权政治的兴盛时期，也是极端文化的鼎盛时期。 极端“官文化”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压制下层“民文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民智”极为受锢。到了明清之际，偌大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

                              三、极端文化对民文化的可怕阉割;   
     先秦的“孔子儒学”本来是好生生“民文化”的仁爱文化。但经过后来汉武帝、董仲舒等几千年帝王文化一加工，就蜕变成满篇假仁假义的“极端化道德”、“非人性化道德”（难怪后来的“五四运动”一上来就把炮口对准“官文化”的“孔家店”）。“忠、孝、仁、义”是“孔孟之学”的四大精髓，但是经过2000年“极端文化”一加工之后，一切都完全变走了样。
    一：“忠”。孔孟原本之义，对国家要忠诚，以求民与国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忠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东汉末年的诸葛亮，文不及曹操；武不及周瑜，但是由于他一颗对几百年汉室的“忠君报国”的赤胆红心，倍受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帝王文化）的赞扬，使得他事后一跃成为“三国第一历史名人”，人气指数远远盖过曹操、周瑜千万倍。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一场侍奉主子的文化”，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00%地符合这一文化脉络，故此，中国文化给予诸葛亮极高的褒扬。在中国古代，大凡符合“忠君报国”愚忠式的“爱国主义”者，大都流芳百世。南宋的岳飞，虽被其主子赵构一伙人勒死在风波亭，但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精神，感动了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臣民个个是“岳飞的克隆版”，于是他们操纵下的主流文化，大力弘扬“岳飞精神”“岳飞文化”。岳飞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几乎就等同于“爱国主义”了。也就是说，诸葛亮、岳飞在中国人们心目中如此的高大，90%的原因应该归功于“愚忠主流文化”的造神运动。诸葛亮、岳飞本来也有其自身的历史贡献和价值，但后来被中国主流文化（帝王文化）利用来作宣扬愚忠文化的工具，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悲哀。岳飞等是封建极端“忠文化”宣传的最典型代表。
    二：“孝”。孔孟原本之义，对父母要孝道，以实现家庭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孝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割股喂母”等封建“24孝”文化典故，更突出其极端性、非人性化的倾向。
    三：“仁”。孔孟原本之义，仁就是爱人，关爱他人的意思（类似于欧洲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以实现社会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仁爱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雷锋，是“官文化”宣传的极端仁爱的典型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无情地压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而把“社会利益”强调到极点。
    四：“义”。孔孟原本之义，对朋友要讲情义，以求人际关系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义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关公为封建“义”文化的代表人物，千里走单骑，一路上风风雨雨，一个大将军却为两个好吃懒做的婆娘鞍前马后地服侍着，一点不敢怠慢，其原因就是两个婆娘是他结义大哥的老婆。为了一个“义”字，许多义士立下了“生为大哥的人，死为大哥的鬼”的誓言。《水浒》中李逵自己主动喝毒酒，死在大哥宋江的身边，以求死了做大哥的小鬼。
    总之，经过2000年极端文化的可怕阉割，我们原本优秀的民文化也变的一切都面目全非。

                四、20世纪极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大比拼

   极端主义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渐进的改良主义是西洋的舶来品。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在20世纪一百年展开了一场历史道路的争夺战。

   1905年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1906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1907年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速设“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1908年开始，一次西方式的地方议会选举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咨议局”是近代中国探索如何建立广泛民主政治参与途径的开端。本来沿着“咨议局”开启的“渐进社会改良”的道路，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我们中国也能顺利实现向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功过度。然而三、四十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实在太漫长了。急于求成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倒向激进主义。 清末激进革命派代表人物当数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万言书》遭断拒。立即改奉“革命主义”，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激进革命主义”思想的蔓延，导致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成功，表明晚清的“激进革命主义”战胜“渐进的改良主义”。

    1912-1926年北洋政府时期已成为中国历史一个社会常态，虽然它离欧美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还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已经建立起国会、内阁、独立大学、自由报馆、游行自由、建党结社自由等公民社会许多框架。正是有了独立大学，才有了蔡元培的伟大北大精神（今天已没有了）；正是有了自由报馆，才有了伟大的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正是有了游行结社自由，才有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本来沿着民国的“渐进社会改良”的道路，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我们中国也能顺利实现向美国“公民社会”的成功过度。然而三、四十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实在太漫长了。急于求成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倒向激进主义。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仍以北洋政府不够民主为理由，继续发动第二次武力革命，并确立了“以党训国”的原则。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革命武力北伐成功，再一次证明激进革命主义战胜渐进的改良主义。

     1927年中国历史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这又是一个社会常态。面对这个社会常态，当时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胡适等人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一派，主张“好政府主义”，通过新闻舆论（当时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国民独立办报自由）的劝慰，使国民党政府逐步改善执政作风，一步一步向一个“好政府”靠拢，最终实现“宪政”。另一派是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革命派，认为一点一滴的等待太慢了，只有拿起武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场，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新中国”。1949年随着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历史再一次证明激进主义远比渐进的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五、今天的极端主义旋律

     新中国时期，先有58年大跃进（小麦亩产七万斤，水稻亩产十八万斤），后有十年文化大革命（几千万红卫兵和各单位造反派，声嘶力竭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人更是把极端主义文化唱上了天。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狂躁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安静下来，重新回到“渐进改良主义”的理性道路。人们终于明白“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才是最真实的。经过30年的经济渐进改革，20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人均GDP两千美元。然而，中国人最终还是摆脱不掉“极端主义”的纠缠。从表面上看30年的经济渐进改革，其实际是30年极端追逐“经济利益”的年代。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极端地批判“金钱”——资本主义，1980年以后，中国人一转身又开始极端地追逐“金钱”——一切向钱看。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钱就有了一切。从国家到民众，都掀起了一场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的大比拼。然而在这背后，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贪污腐化极为猖獗、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黄赌毒风气肆虐。

   用4000亿巨资来打造08年北京奥运，用350亿英镑（相当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用的3.5倍）来打造上海世博会，中国人再一次显示了“极端文化”的威力——极端追求超世界一流。当然这一切的背后，就是理所当然地牺牲了80%的普通国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残疾人生活保障体系、普通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充足廉租房建设、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等。

  总之，极端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我们一时难以割舍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