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的幸福……”“六一”又快到了，几十年前的这首响彻“六一”的歌又回响在我的耳畔，当年过“六一”的情景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记得，我儿时的过“六一”，无异于过大年。我的第一次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是我刚刚进入小学的那年。“六一”的一大早，母亲从箱底翻出平时不舍得让我穿的、哥哥们曾经穿过又保存了下来的、半新不旧但很整洁的一件洋布（只是相对于我们当年平日穿的土布而言）小衬衣给我穿上，把衣领、衣角都整得很熨贴。母亲再拿来一把用过不知有多少年了的缺了齿的桃木梳子帮我梳理好头发，并特意弄了一滴茶油放在手心搓了搓，然后抹在我的头发上，这不但可以给头发定型，还能让头发油光发亮。母亲又拿来一帕洗得很干净，由于用的久了，也就很柔软的小手帕给我擦了鼻涕，然后把折成四方的小手帕塞进我的小口袋。再后，母亲就把前一天特意洗干净的红领巾拿来给我戴上。再后来，母亲还拿来镜子给我照了照。当时镜子里的我的形象，还真有点像后来我在电影里面见到的三十年代资本家的小少爷呢。

本来过节就很兴奋，经母亲的这一番郑重其事的精心打扮，心里就别提有多幸福了。

    草草早饭后，我就和几个小朋友手拉着手蹦蹦跳跳的来到了小学校—有点破败了的大祠堂。一进祠堂，我们就看见了正墙上贴着一面队旗—这是在一整块红纸上贴一个用黄纸剪成的小火炬做成的。看来，老师也在为我们的节日早早地准备着。

同学们都到齐了，大都比往日穿得整洁了许多，似乎小朋友们平日不太听话的鼻涕今天也收敛了不少。这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阳光下的鲜艳的红领巾更是衬出我们满脸的幸福。也有几个是没有红领巾的，据说是地主和反革命家庭的后代。不过我们那时不懂得这些有什么区别，老师似乎也并没有把他们打入另册，这天能让他们也一起参加庆“六一”的活动就是明证。我们戴了红领巾的毫无顾忌地拉着他们一起说笑，他们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也许是发现了自己的与别人有所不同吧，后来也就没有那些拘谨了。

一声长哨吹过，同样戴着红领巾的老师组织我们在祠堂前面的晒谷坪里集合。开始老师讲了一阵话，讲了什么，记不得了，应该是关于“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由来之类的吧，也许是当时我只急着等老师带我们出去玩，没在意老师的讲话了。老师讲完话后，就带着我们来到了河边的一个滩头上。滩头靠水边部分是沙石地，上一些的地方是一大片草地—这就是我们这个“六一”活动的主场地。在草地上，老师组织我们开展“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击鼓传花”等游戏。还有一种游戏我不记得叫什么了，就是用手帕蒙住一个人的双眼，让他去摸着抓别人，抓到了并能猜出是谁才算过关，被抓住并被猜到的这个再接着照样做。那天，我们在那滩头上玩了整整一上午，玩得很忘情，似乎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回来的路上，一路飘扬着我们的歌声：“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的幸福……”

回想着自己儿时过“六一”的那份幸福和快乐，再回到现实，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不禁陷入了沉思，总觉得他们和我们的儿时有些不一样。是那些不一样呢？思来想去，还是找出了一些。他们穿的是名牌，我穿的是哥哥穿过后留下来的、母亲平时舍不得给我穿的半新不旧的衣服；他们口袋里装的是长辈们给零花钱，我口袋里装的是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手绢；他们是在理发店（美容店）里做的时尚发型，我是母亲用缺了齿的梳子梳出的自然发型；他们的眼里似乎认识贫和富，我的眼里没有贵与贱；他们过节是要爸爸妈妈给买新式玩具，我盼着的是老师带我们到河边滩头上做集体游戏；他们的脸上多了几分焦虑，我的脸上更多的是无忧无虑的天真；他们在小朋友们中间多了些攀比，我和小朋友们之间更多的是平等下的纯洁的友情；他们有的是有求必应的父母的溺爱，我有的是母亲在勤俭原则下的那份细心的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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