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屈指可数，但专营高科技业务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就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最近，德国之声访问了万润南。

万润南说，他自己以一种平常心态，对待过去的历史。20年前，当时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希望反对腐败，希望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公平，这些基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当时的社会的不公平，现在更加厉害了。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政治改革严重地迟后了。所以他说，自己当时坚持的那些理想，要求都没有变。

万润南认为，改革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引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包括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经济改革本身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来解决，其中包括当时像《阳光法案》：颁布的财产应该公布，许多经济案件要追究。所以，在这些方面当时引起社会的不满意。可惜最后这些正当的要求，社会公正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样畸形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严重的迟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直压制着。这不是个办法，政治的问题还必须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万润南说，解决问题必须是在法制的宪政规范的范围里头解决，这才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在中国，全国人大是国家体制当中的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有问题，当然应该人大来讨论解决。

万润南回忆道，当时四通应该说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用五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企业，在私营企业里是最大的，而且在电子行业里是最大的。但是，他们还关心社会问题，专门成立了四通社会研究所来讨论政治改革的相关问题。当时他们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就是最有序的，有效的渐进的一个办法。因为中国宪法规定了人大的权力，所以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人大这个“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真正成为宪法赋予它的这么多的责任和权力的机构，在这样的一种宪政体制里头，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力来逐步的落实这些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最好的办法。

两三年前，万润南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共产党“气数未尽”》，以及相关堵塞一系列文章。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气数未尽”这篇文章里，万润南详细讲到中国共产党“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在软后面的硬”。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可以说原来的那个共产党气数已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利益代表者。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

据德国之声介绍，万润南和胡锦涛总书记不仅是同学，而且当年还曾经有过很深厚的个人友谊。万润南认为，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这台党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不是说某个人能够改变什么；胡锦涛也必须是党的机器的一个忠诚的，工作得非常好的齿轮和螺丝钉，他必须为党的利益而奋斗。

日前，英国《卫报》刊登一篇题为《吸收又红又专的年轻人入党---共产党的无声革命》的署名文章，新华网刊登了相关评论。该文章说，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正悄然进行自我改造并改善同公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逐步由一个着眼于群众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庞大组织，转型为专家治国的领导团队。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青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面孔。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员人数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5000万增加到目前的7400多万。该党吸收亿万富翁入党、在沃尔玛建立基层组织，甚至打算在中国第一个太空站建立基层党组织。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吸收最优秀人才入党。比如，杰丽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她争取入党已经三年了。霍普正在读哲学博士学位，她的理想是改造社会。这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女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面孔；而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形象仍旧与老年男性相关联。然而，在停滞的表象后面，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故事：这个演进之中的政党，恰恰正在通过改变自身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来巩固其统治。

近年来，中共逐步开始把目光锁定于那些最优秀、最聪慧的人才。加拿大渥太华加利顿大学杰里米·帕尔蒂尔教授说，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将自身“由一个着眼于群众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庞大组织，转型为专家治国的领导团队”。

帕尔蒂尔是研究党员组成情况的专家。他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党员被同龄人看不起，认为他们是热衷于往上爬的人，并且很可能是二流学生；现在，一些精英学生仍然认为共产党老是开会，枯燥而没有意义。但是，却有30%至50%的学生申请入党。大约5%的批准率确保了党员质量，选拔者们会挑选那些学习成绩优秀、有领导潜质，以及拥有理想主义的学生。要在政府中获得升迁，党员资格是必须的。在其他雇主面前，党员也是金字招牌。入党并不证明你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纯粹，这更多是个人成就的标志。

在外界看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意识形态僵化，党员都被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但事实上，这也许跟意识形态毫不相干：对许多人来说，共产党其实意味着个人成就、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成为党员是两回事”。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认为，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改变内容不改变旗号”，要求专家们研究海外的政治改革，从新工党和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吸取经验，并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为前车之鉴。她说，“向西方学习的经验被移植到中国，以维护和改进目前的政治体系。”

目前，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民意调查的高手并能娴熟使用缜密的舆论诱导工具，同时对民意做出反馈也更加有效。当然，与其所学习的国外对象不同，中国政府不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但至少它需要民众的默许。允许人民在一定的范围内质疑现状，为不满与异议提供发泄的出口，实际上有助于其体系的长治久安。

由于民众的要求，中国公民有了更大的——尽管变幻莫测的——自由空间可以批评低级官员或追究他们的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辩论理念和参加新兴公民社会。“人们只要不触及底线，很多事都可以做”；霍普说，如今在中国“做批判者很容易”。

她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首要的是信息自由与法治。只有少数人期望多党竞选制度：“中国民众不希望走西方的道路，而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恢复社会正义。”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有关政治态度的最新研究获得惊人的发现：在中国大陆，53.8%的人选择民主体制。之后又有更令人意外的发现：当问及现在的民主状况时，如果从1到10进行打分，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得分是7.22，在亚洲名列第三，远高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

因此，有专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民主，这就使中国政权有很大的腾挪空间。”使一些西方观察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党代会上的讲话提到民主这个字眼达60多次。跟中国官员一起努力改善选举和公民教育的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刘亚伟博士说，“他们喜欢谈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的问题是，没人能提供这种民主的定义”；“如果你看一看公民活动的情况，如果你看一看网络上发生的情况，如果你看一看中国60万个村庄(基层选举)的情况，它们似乎都表明，从高层，更重要的是从底层，有一种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

中国民众抱怨官员腐败、效率低下；但是正如政府提醒他们的那样，多党选举并不能保证善治或稳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之后，很多人似乎乐意满足于安定的生活和经济上的富足——至少在眼前。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当前的经济危机会带来广泛的社会群体事件，更不用说公开对政府的反对了。

《吸收又红又专的年轻人入党---共产党的无声革命》的署名文章中，借用被采访人的口吻，对此予以解释，“中国很大，但不富裕；中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得以快速发展。我关注了伦敦的G20峰会，为我们的政府感到自豪，外国真心希望中国能提供帮助”；“也许有人会说，哦，中国，没有自由；但是要做到尽善尽美是不容易的”；“而如果你身在体系之中，就可以比在体系之外做更多的事。”

英国《卫报》的文章说，如今的“学生们能看到党的问题，但仍旧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能发展得更好。他们想加入到体系中去，或许能产生些微小的改变。也许有人在内心深处有权力欲的动机，但很多人真的是想做些什么改变国家。”

“从基本上讲，我认为他们干得很出色。”英国《卫报》的文章如此评价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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