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多维月刊》刊登署名韩瑞的文章《李培英案大阴谋》，认为腐败一定要反，而且要大力反腐，但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而现在的某些反腐行为，实质上是继续涂黑本来就起步维艰的法制建设。

文章说，人们普遍认为，在张恩照、李培英案中，两次特大巨额行贿的“隐形富翁”覃辉竟然被捕后能在强大的中纪委、公检法司构成的恢恢法网下悄然出国，逍遥法外；李案中另一污点证人蔡汉德也在提供证据后离奇失踪；而黄光裕却身陷囹圄，关键在于靠山不同。最近，富豪黄光裕的锒铛入狱与“隐形富翁”覃辉两次巨额行贿却逍遥国外远走高飞的事，在中国企业精英层引起震动，企业家惶惶不安。黄光裕、覃辉的不法行为，不过是众多中国式商业精英成长之路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改革了30年的国度，任何白手起家的人若再谋发展，就不可能不去寻求权力的庇护。黄光裕如是，覃辉如是，柳传志、牛根生亦如是。醒悟过来的企业家，不是停止行贿，而是携金带银千方百计地涌向最大的反腐机构，也是权力斗争发动机——中纪委，因为只有在那儿有了铁的关系、大的靠山，才是真正给自己头顶打上了一把有效保护伞。

据财经网报道，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目前该案二审已经结束，山东省高级法院将另行择日公布终审结果。退出公众视线已近三年的“隐身富豪”覃辉，再次以行贿者身份提供了相关证言。判决书称，李培英共受贿2661.44万元，其中覃辉累计向李培英行贿1867.68万元，占到李培英受贿总金额的70%。2002年上半年，李培英向覃辉索要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赌债；2002年6月，覃辉向李培英儿子李庆的美国银行账户汇出100万美元；2003年11月，李培英向覃辉索要人民币50万元，后覃辉在北京亮马河大厦停车场交给李培英人民币40万元。

令人起疑的正是这个没有到庭的覃辉，只凭他的一纸数额特别巨大的行贿证言，李培英被判死刑，李培英的辩护律师以证据不足为由提出异议，认为该项错误认定事关人命，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查明事实。这不是覃辉第一次提供类似的证言了，在2005年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案中，覃辉就在同年4月26日因涉嫌行贿被批捕，但是当月28日却神秘地获准取保候审。后经法院判定，2002年至2005年间，张恩照先后六次收受北京星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丰通信股份公司董事长覃辉给予的贿赂款，总计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这个覃辉真是能量巨大，两次被捕，皆因数额特别巨大的行贿，而都在提供了相关证言后逃脱法律制裁。这一次更加离奇，作为该案的重要犯罪嫌疑人，在被捕之后却被神秘力量偷偷放出，并能在被边防控制的情况下，离关出境，人间蒸发。

覃辉之所以能量巨大，皆因平日在其所开设的“天上人间”俱乐部，结识了很多公检法司和政府部门的大头小脑。“天上人间”是中国最豪华的娱乐场所，极尽奢华及声色犬马之能事,覃辉更是对官员们无微不致的“照顾”，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处长到各室办主任，覃辉都亲自安排，务必做到让这些“大爷们”玩得开心，走得放心。据覃辉身边的人透露，覃辉逃跑出国前夜，曾心有余悸地对身边人讲，“在配合中纪委双规调查这种事上，我是老运动员了，所以一进去我就下跪求饶，痛哭流涕，先落个好印象。进去后我才知道，李培英他妈的犯傻，瞎仗义，替陈良宇顶雷”，“专案组负责人明确对我说，只要我配合，就会让我远走高飞。否则就让我破产蹲大狱，把我老婆孩子都弄进来，把你们这些人也弄进去。没办法，就算我能顶，也没用，帮不了李培英，还得把我全家和所有这一摊子全搭进去。思前想后，只能是先自保了，只好对不起培英大哥了”。

“隐形富翁”覃辉，又上演了一处“赖昌星”式的大逃脱。两者的相似之处，皆在于有掌握国家专政机器的人为其逃跑大开方便之门。

一般而言，行贿罪有宽大处理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井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像覃辉这样，两次行贿都是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最终都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事，在中国的司法史上，倒也是空前的。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1999．3．4高检会[1999]l号）的司法解释，行贿一万元以上就得立案，覃辉的行贿数额和性质，都达到了该解释中“当前要特别注意依法严肃惩处下列严重行贿犯罪行为”的标准，本来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但现在李培英被判了死刑，而行贿者所受的待遇却严重不对等：逍遥法外，携款潜逃，继续享受行贿获益带来的幸福生活。

在行贿受贿之间执行两套标准，行贿的行为得不到惩处，今天行贿张三，明天仍然会行贿李四，公然违背法律程序，把这样的蛀虫偷偷放出来，只能是继续祸害国家。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李培英受贿案中还有一名“污点证人”蔡汉德，也是在提供了相关证言之后，又神秘地失踪了，现因涉嫌诈骗犯罪正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一个案子中，两个重要的行贿证人都在提供证言后不见了，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在李培英手里，首都机场由成立时注册资金38个亿，变成现在的860多亿元，李培英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而且李的理财能力，也是得到公认的。我们当然不建议将功折罪，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敢让其当庭对质，接受律师和法官的提问？而是放这些本身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一走了之？

据一位知道内情的人说，李培英揭发了原民航总局局长杨XX，算立了大功。《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最后其实也明确地说出了李培英要想活命的唯一出路，“因为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暂处于保密阶段，李培英最终能否免于一死，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活命，李培英当然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大揭发了。覃辉、蔡某这些人活生生的例子都摆在他面前，在死亡的压力面前，就算是捕风捉影，他也要戴罪立功了。

文章说，纪委的人也是人，要升官就是得讲政绩，就得办案。而处罚覃辉既不算政绩（他非党员、非公务人员），也不利于纪委的人搜集要打击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覃辉这样的人越多，其实越有利于纪委办案人员取得证据。真把行贿的人打击了，行贿的人少了，不光纪委的人升官失去了政绩基础，连纪委的权利都会被削弱。说通俗一点，社会越腐败，反腐败的机构就越壮大，要人要钱要编制——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这样的分析虽然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于是公然践踏法律，借反腐整人，打击政敌，就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这种作为的普遍存在，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破坏，对于法律公义的任意践踏，对于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破坏，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精英几乎人人都想移民国外了。在更多的企业精英没有覃辉那样二次进宫二次得脱的能量的情况下，在随时都有沦为政治斗争牺牲品。当今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只有事先做好准备，弄外国身份，转移资产到海外，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

日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报道说，国美集团主席黄光裕案牵扯出广东高官，据称整个案件是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海南而引发。据说宋平到海南岛旅游，在那边有人向他告状说有块地给法院没收了要拍卖，宋平了解清楚这个案子后就警告海南省委说不能拍卖。但是他一走，那些人就照样拍卖私分，所以宋平就告到胡锦涛那里。海南司法系统那些官就是黄松有原来的部下，依仗着他就连宋平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后来第一个出事的就是广东执行厅长杨贤才，第二个就是最高法副院长黄松有，之后就是黄光裕，然后就是后来的一大批人。包括郑少东，陈绍基，王华元等几十位官员。

关注腐败案件的广州周建忠表示，中央这样大规模的打击广东帮，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他说派系斗争最好的理由就是反腐败，这会得到民间的认可，但是老百姓现在也不关心反腐了，因为说反腐反了那么多年，反到现在，可能就是挖掘出来了，但新的一批可能更多，老百姓见惯了，见惯了就麻木了。

人们注意到，近期不少官员被查处的消息都是由北京的财经网首先报道的，这点引起外界探究，为何是一个财经杂志会先得到内幕信息而揭出腐败问题，而不是新华社等国家级官方大媒体呢? 在深圳的中国狱中作家委员会理事赵达功表示：高官不一定通过新华社，通过其它杂志、其它刊物来揭露对方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香港某个媒体也一样可以进行权力斗争，作为一种筹码。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反腐就是在践踏人权，就是在党权大于一切的背景下搞权力斗争，反腐的目的性受到普遍的质疑。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取信于国内外舆论，更难于取信于民。民间社会早已用“越反越腐”，“只反小贪不反大污”、“大贪反小贪”评价这一现象了。

这是反腐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更不能让整个国家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反腐体系，被某些权欲薰心的私利、帮派利益所绑架，更不能让自文革结束以后好不容易开始的法制进程，被以反腐之名肆意践踏，破坏殆尽。同时，反腐也要在纪委人员能普遍奉行和遵守廉洁、奉公、守法的前提下进行。而现在的纪委工作人员，动不动就双规别人，肆意践踏法律，搞有罪推定，滥用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各方尽情巴结的对象。美国《多维月刊》说，一个中纪委的司级干部，往往比其他部委的部级干部还要牛气冲天、含金量高。纪委的人吃喝玩乐，已成为人皆见之的现象，他们当然不是自己掏腰包，哪个身边没有几个个体户、企业家来买单？哪个逢年过节，手里不是大把的现金券、购物卡？而这些东西无不都是惧怕他们、有求于他们的各部门、各地政府官员、企业家们孝敬的。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尊重普世价值的时代，当中国的企业精英们时刻提心吊胆避免落入党同伐异的斗争漩涡，苦心积虑地在夹缝中生存，或者无时无刻不在为海外流亡热身时，这个国家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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